《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的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他很远。”

乾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亲的那一半非常优秀自不待言。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色素质在此前历代皇帝身上已经体现无余。极高的智商、强大的自制力、无穷的精力、无比精明的头脑、难以扼制的进取精神，乾隆身上这些素质主要应该都是得自父系。 乾隆母亲孝圣宪皇后从母亲身上得到的，是支撑这些精神因素的强大身体基础。乾隆皇帝体格之健壮，寿元之高厚，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绝无仅有。在乾隆以前，五位皇帝平均寿命为五十四岁，而乾隆活到八十九岁，比其祖先的平均年龄高三十五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对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说过“兴黄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万悦”。他高屋建瓴，进一步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他也由此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的权力，从而牢牢地把西藏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

不过当代史学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雍正的暴亡是服用丹药所致。 作为清代帝王中最有个性的一个，雍正的为人行事多有离经叛道之处。他精研佛法又迷信方术，对道教的丹药理论十分感兴趣，平时爱吃丹药“即济丹”，还经常把它赐给自己的亲信大臣。他在后宫之中养了几位道士，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他提炼能令他增强精力、延年益寿的“仙丹”。（《雍正传》）虽然正史不敢记载，但考诸多种史料档案，原本没有致命大病的他，应该确系病急乱投医，在道士的劝说下服用了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提前离开了人世。最有力的证据是雍正死后第三天，嗣皇帝就将宫中那些炼丹的道士全部扫地出门。（《清高宗实录》）

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现。比如雍正就屡屡称他的臣子李卫、田文镜、隆科多等为“国家伟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对于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

从汉代张骞通西域开始，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一带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经营的目标。汉、唐、元这三个强大帝国都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在这个地方设置过都护府，但是由于距离遥远，风土不同，中央政权一直很难在这里建立直接、持久、稳定的管辖。直到乾隆消灭了这片草原上这个强悍的民族，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这里建立了彻底、有力的统治。这一统治建立得相当牢固，在此之后的晚清时期，虽然列国对清朝瓜分蚕食，但新疆一直没有再次分裂出去。

但是，终乾隆一朝，皇帝对黄教领袖，一直极尽尊崇之能事。他把父亲的故府雍和宫改成喇嘛庙，以示对喇嘛教的尊崇。他对达赖和班禅提高了礼遇规格，为了迎接班禅远来，他专门在承德为班禅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普陀承宗之庙。这座庙耗资巨大，仅为其中的一座殿宇顶部镀金，就花去黄金一万五千四百多两。他亲派皇六子远赴内蒙迎接，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计成本，优隆备至。

“英国人很容易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

这是一个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乾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过许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阴鸷的手腕。 有清一代 ，喇嘛教是国教，但乾隆并不信黄教。他在评论活佛转世时说：“蒙古呼图克图活佛转世，其实是一种取巧方便的方法……佛本无生死，哪有转世？但是不允许转世，那么数万番僧就无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