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过许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阴鸷的手腕。 有清一代 ,喇嘛教是国教,但乾隆并不信黄教。他在评论活佛转世时说:“蒙古呼图克图活佛转世,其实是一种取巧方便的方法……佛本无生死,哪有转世?但是不允许转世,那么数万番僧就无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罢了。”
- “英国人很容易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
- 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现。比如雍正就屡屡称他的臣子李卫、田文镜、隆科多等为“国家伟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对于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
- 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
-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们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公民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 中国人天生缺乏严密的组织素质,他们习惯于含混松散的社会状态。他们虽然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但是他们在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无疑有那么点差劲。
- 这儿安葬着两只旱鸭子,他们是被爱溺亡的
- 倘若失去已成为习惯,也就没什么心痛可言了。
- ——“那如果有一天我做出了不可饶恕之事,害你至深,甚至还想要杀死你,你会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会恨我么?” ——“那倒不会。” ——“你会如何?” ——“那我试试少喜欢你一点儿。”
-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鸿雁来,玄鸟归,有爱的地方才是心之归处。 人会因为压力而前进, 但只会因为爱而安稳下来。 天地之间的每一个生灵都有一个停歇的地方, 叫做家。 而每一个心灵的归属地, 不是在别的任何荣耀之中, 而是应该在理一个心灵中。
- “在没遇到她之前,我没想着要结婚,在遇到她之后,我没想着要娶别人。” “在她没离开之前,我本想着对她求婚的。” “那时,我只想到了一个将来,那个将来就是她。” “我也只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就是,从认识她那天起,只愿开始,再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