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鄙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研都是不正当的。 ……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即使辉煌成绩的创作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这世上，除了亲人，没有哪个人会无缘无故的对你好，如果突然有什么好事发生，那一定会付出代价，是不怀好意的。

否认是人类应对机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如果没有它，我们每天早晨醒来时，都会被我们的各种死亡方式吓倒。相反，我们的大脑封闭掉各种真实存在的恐惧，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能够应付的压力上，比如按时上班或者交税。在我们产生了更广泛的涉及生产的恐惧时，我们会立刻抛开这些恐惧，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一些简单的任务和日常琐事上。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有着极为丰富和浓郁的民族民间文化；与此同时，贵州又是一个移民省份，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为贵州带来了不同地域的异质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长期互动融合，最终形成了贵州独特的多元、多样、多层面的开放式文化生态。这一生态，无疑也深刻影响了生活在这一地域的文学创作者的文化人格与创作实践，同样形成了贵州独特的多元、多样与多层面的文学生态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