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鉴定系统建立起来,根据这个系统,每个囚犯的囚服上都缝有一块长方形布料,上面印有不同颜色的三角形:红色表示政治犯,紫色表示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信徒、黑色表示“无社会性”者(比如妓女)、绿色表示罪犯、粉红表示同性恋。犹太人的三角形通常为红色,但附加了一个黄色三角形,构成了六角星形(大卫之星)。1944年后期,这种“犹太星”被废止,改为分类三角形上方加一根水平黄色条。
- 一个名叫海因茨・蒂洛(Heinz Thilo)的纳粹医生,给奥斯维辛起了一个合适得多的名称――“世界的肛门”(anus mundi),这个词说出了另外一个纳粹医生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要表达的特点,他形容“毒杀羸弱妇女的行动……格外令人不愉快”:是“所有恐惧中的最恐怖”。 一个机敏的波兰精神病医生认为“世界的肛门”一词准确反映了纳粹关于“清洁这个世界之必要性”的看法,反映了“德国超人的世界……没有病人、残废、心理不道德者的存身之地,更不能受犹太人、吉普赛人或其他血统的污染”。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纳粹生物医学的废弃物。在奥斯维辛,这尤其指犹太人。
- 这样的一个理论家阿道夫・约斯特在一本出版于1895年的书中,就有过这种直接医学屠杀的早期呼吁,这本书有意使用了《应该去死》的标题。约斯特认为,对个体死亡的控制最终必须归属于社会有机体――国家。这个概念与英裔美国人传统的安乐死概念直接对立,那种安乐死强调个体有“去死的权利”或“死亡权利”或“对于自己死亡的权利”,视此为终极的人之要求。与此相反,约斯特讲的是国家杀人的权利。他虽也谈到对不治之症的怜悯和解脱痛苦,但重点是“人民”和国家的健康。他指出,国家在战争中其实已经行使了这些“权利”,成千上万的个体为了国家而牺牲。他的终极论点是生物学层面的:“应该去死〔就是〕适宜生存的关键。”国家必须掌管死亡,必须杀戮,以便保证社会有机体生存和健康。
- 在这个精心设计的医学欺骗中,医生们是中心角色。亨利・Q医生这样强调: 〔纳粹〕医生……在欺骗上的共谋……是一种真正的表演……一辆红十字卡车让人们安心,卡车里装的就是要用来杀掉他们的氢氰酸。当人们运到时,会有一辆红十字救护车。这些细节就是用来让大家安心的。当人们看到救护车,会想这是一种医疗救护。用这种深思熟虑的心理处理来让人们不要有反应…… 有一些卡车,病人和老人、儿童和怀孕的妇女都告知到卡车上去。人们认为德国人文明,用卡车送病人、老人、儿童和妇女。人们真的认为德国人没有那么坏。然而,健康的人去了集中营,卡车去了毒气室。人们争着上这些卡车,〔说自己有〕糖尿病或心脏病。他们本来是去集中营的,但他们以为卡车的结局会好一些。
- 在大规模屠杀的愿景和技术上,奥斯维辛有了巨大的提升。纳粹那种生物学想象光怪陆离地体现在奥斯维辛的愿景之中,霍斯曾回忆希姆莱对这座屠杀营目的的描述,对此有所揭示: 犹太人是德国人民的永恒敌人,必须被消灭掉。我们掌握之中的所有犹太人都要无一例外地毁灭,就在现在,就在这场战争之中。如果我们未能成功地毁灭犹太人这种生物,犹太人有一天就会毁灭德国人民。
- 囚犯们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制造一种健康、强壮、尤其是能干活的外观感觉。一些人在衣服里塞一些破布,以显得胖一些(在不要求脱光衣服的情况下);有些人则把自己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涂到脸上,或者是快速地用力擦脸,以便把苍白遮住,让脸上有点颜色;每个人都尽量做出精力旺盛的举动(小跑或跑步到达位置),远远超过他们当时的实际体力。玛丽安・F向我解释说,尽管并不理解为什么和怎样做,“我就要在我脸上保持着一种坚定的笑容……〔我〕决定永远也不露出害怕”,她忍受着痛苦也要刷牙和洗脸――这些都是一些囚犯要争取活下来而采取的不同寻常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