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宣称他的“第三条道路”是“既非福利国家,也非自由放任”,那是因为他们的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都曾经太多。而我们这个绝大多数人口(农民)毫无社会保障同时也很少有自由(看看到处“清理农民工”的情形!)的国度,难道不应该走上一条“更多的福利国家,更多的自由放任”之路吗?
- 19世纪以后法国汉学复兴,但仍然继承耶稣会的传统。法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的文献典籍,专注于对中国文化的知识性研究;而美、英人则对中国社会表层方面的问题更感兴趣,当时的英文期刊大量登载关于中国社会习俗、婚嫁丧葬、住宅服饰、吸鸦片裹小脚等方面的文章,而法国刊物对此无甚反应。
- 由此看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的确费解:它似乎既不以时代分野(即不是“前启蒙时美化中国、后启蒙时丑化中国”),也不以“左”、“右”划线(即未必“左派”美化中国而“右派”丑化中国)。我们有些人在猛批“资本主义”之余以为自己像是西方的新左派,殊不知人家“新左”的眼里我们跟苏哈托倒是差不多。我们有些人痛斥他们资本家收买传媒来“妖魔化中国”,殊不知正是多亏那传媒还要买“资本”的账,那“反华”情绪才有所收敛。
- 大致而言,以耶稣会教士为代表的早期中国观察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主要以法国为中心的18世纪西方汉学家视野里的中国人主要是与传教士交往的中国士大夫与文化人,而他们本身的教士身份也使他们对中国的宗教观与哲学最感兴趣,由此使他们对中国的皇皇礼教、伦理文明和“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十分倾倒。而他们“怀着对中国文明崇拜的心理写成的著作,在法国那些愤世嫉俗的哲学家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耶稣会教士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文明可能在许多方面都比西方文明更为优越。因此法国哲学家们做了大量工作,来传播那些令人愉悦的中国观。”
- 新制度学派在美国面临的是与我们极不相同的问题。他们是在传统私有制与公民权利社会的基础上反对“国家干预”,而我们是在没有这一基础的条件下走出“国家统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这一基础。前者只是个效率问题,因此可以谈“交易成本”,而后者除效率外更是个公正问题,因此首先要确立交易权利。前者只涉及 “规则”,而后者尤其关系到“起点”。前者是规范的自由秩序中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问题。在科斯而言,“初始权利属谁无关紧要”是一个捍卫自由的命题(在“农―牧问题”中,这一命题意味着无论原产权属农人还是牧人,国家都没有理由――无论道义理由还是效率理由来加以干涉),而在我们这里,“初始权利无关论”却被扭曲为一个为抢劫辩护的命题
- 至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改革”,倒的确是针对“应试教育”的,但其目的却绝对与“素质教育”无关。说穿了,它无非是在保留苏式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色彩的基础上,去除其唯智教育的成份而增加其“三忠于四无限”的奴化教育和反智主义的“愚化教育”成份而已。苏式教育固然毛病多多,但我国当时的“教改”只会更加有损于人的素质之提高――它不仅降低了人的知识水平,而且“培养”了说假话,趋炎附势和整人利己的恶劣品格,甚至即使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它也把苏式教育中保存的一点神学知识论色彩进一步庸俗化为纯粹巫术式的图腾崇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