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后法国汉学复兴,但仍然继承耶稣会的传统。法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的文献典籍,专注于对中国文化的知识性研究;而美、英人则对中国社会表层方面的问题更感兴趣,当时的英文期刊大量登载关于中国社会习俗、婚嫁丧葬、住宅服饰、吸鸦片裹小脚等方面的文章,而法国刊物对此无甚反应。
- 由此看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的确费解:它似乎既不以时代分野(即不是“前启蒙时美化中国、后启蒙时丑化中国”),也不以“左”、“右”划线(即未必“左派”美化中国而“右派”丑化中国)。我们有些人在猛批“资本主义”之余以为自己像是西方的新左派,殊不知人家“新左”的眼里我们跟苏哈托倒是差不多。我们有些人痛斥他们资本家收买传媒来“妖魔化中国”,殊不知正是多亏那传媒还要买“资本”的账,那“反华”情绪才有所收敛。
- 而文革式教改在废除了考试制之后实行的“推荐”、“保送”、政审与出身标准之类的招数,更是集黑暗的九品中正制、种姓制与异端迫害制之大成,比传统科举制都差远了――我并不同意如今一些论者对科举制的过分拔高,但无疑,文革时的“不应试”教育不仅比科举考试更不公平,而且其“培养”出来的人的“素质”恐怕也比科举制下造就的传统知识分子更差。
- 至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改革”,倒的确是针对“应试教育”的,但其目的却绝对与“素质教育”无关。说穿了,它无非是在保留苏式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色彩的基础上,去除其唯智教育的成份而增加其“三忠于四无限”的奴化教育和反智主义的“愚化教育”成份而已。苏式教育固然毛病多多,但我国当时的“教改”只会更加有损于人的素质之提高――它不仅降低了人的知识水平,而且“培养”了说假话,趋炎附势和整人利己的恶劣品格,甚至即使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它也把苏式教育中保存的一点神学知识论色彩进一步庸俗化为纯粹巫术式的图腾崇拜了。
- 甚至还有人认为,利用目前体制上的集权条件一次性地实现企业领导私人控股或“持大股”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更易达到科斯设想的企业内“独裁”,而西方的股份公司要想集中股权就很难。……这些说法的经典依据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无论产权的初始配置如何,只要交易成本最小,其后的市场交易完全自由,就能达到效率的最优化。
- 科斯问道:一个工人为什么宁愿受雇于企业,而不愿直接面向市场出售他的劳务或产品?因为企业这种组织比各个人直接面对市场能明显地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增加的好处即使扣除了企业的“剥削”,落到工人手里的也会比他单干所能挣得的更多。这个论证曾被一些人引伸为:独裁比民主更能节约交易成本。但是,科斯为什么不问:奴隶制工场是否更能降低交易成本?工人为什么不愿当一个奴隶?不要以为这不是问题。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便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效率并不比北方的自由经济差。然而科斯当然不会这样提问题,因为他要比较的,是不同的交易方式之间的成本,而不是交易与抢(强制)之间的“成本”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