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进行严厉的自我克制，因为克制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寄托。

道路虽然拥挤，却是寂寞的，因为它没有品尝到爱。

有一天你那不可思议的甜笑，穿过闲谈的缝隙，摇醒了我昏眠的青春。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 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它的天空。

让我不要祈祷在险恶中得到庇护，但祈愿能无畏地面对它们；让我不起求我的痛苦会停止，但求我的心能征服它

看来我现在已经不在乎在别人面前掉眼泪了。

还有一种解释列举了使欧洲人能够屠杀或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因素――尤其是欧洲的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工业制成品。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显而易见，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欧洲人征服的直接原因。然而，这种假设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仍然只提供了确定直接原因的一种近似的（初级阶段的）解释。它使人不由得想去寻找终极原因：为什么最后带来枪炮、凶恶的病菌和钢铁的竟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印第安人？

“他的气味难闻极了，”汉弗莱后来对奥丽芙说，“我把兜里的钱全给了他，因为他身上的味道让人太不舒服了，对他的恶臭我都觉得内疚。他站在那里散发着污浊不堪的恶臭，就站在《地狱之门》的前面。他蹒跚地走了，接受了让他尴尬的钱，嘴里咕哝着要喝薄荷茶。他的嘴巴本身就是一道地狱之门。”

我花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认识这三个人，去了解他们反对DNA重组的哲学根源，尝试在他们的意见和我的意见之间找到妥协。最后，我们意识到不可能存在妥协，不过随着达成协议的希望的破灭，我们相互之间的尊重和喜爱变得更强烈了。市当局对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委托说得很清楚，我们的建议需着眼于解决随着普林斯顿开展DNA重组实验而出现的紧迫的公共危害问题。委员会的两个医生希望狭义地理解我们所受的委托。由于在日常工作中习惯了在生死之间权衡，对这种遥远的可能性进行冗长讨论，他们显得非常没有耐性。基于正常的医学实践的标准进行判断，他们得出结论说，DNA重组的公共健康危害会被现有的指导方针控制好，而这就是我们这个委员会要说出的全部内容。他们不想浪费时间在更宽泛的哲学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