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潮的发生,无疑给广东方面提供了一个抹黑政敌的契机,于是,南方对北方发起猛烈的电报战。这场电报战基本围绕三个问题:其一,善待被捕学生。其二,拒签对德和约。其三,竭力推动五四学运扩大化,以期更多地牵扯出曹、陆、章身后的人物。
- 1919年2月21日,南北和会在上海开幕。 会议时断时续,总共召开过八次会议。在此期间,双方都提出了一系列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总体而论,南方所提条件较多,居于攻势地位,而北方为换取南方对徐世昌总统地位的承认,加之外交失败与五四学潮,内外堪忧,自顾不暇,因此北方总体被动,基本处于招架之势。
- 随着山东问题的发生,必然连带产生一个问题:应当由谁来为山东问题负责。而对责任人的认定与追究,则必然引出另一个问题-政派之间的抹黑与互殴。问题在于:责任人一旦被锁定,便可将该派置于政治上的死地。正因为山东问题具有极佳的政争效应,因此,一大批职业政客、尤其是失意政客,纷纷站出来,加入到追究责任人的行列。
- 五四学运的发生,直接诱因出自外交失败,为此,《公言报》于5月15、16、17三日,连载长篇社论,就外交问题发表意见,标题:《爱国者先自省》。社论从近代历史说起,内称:“甲午一役,李文忠(李鸿章谥号文忠,引者注)初主和议,偿三十万金即可息事。然而清议一流力持战局,遂至赔款割地,一蹶不可复振。然而主战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汉奸之目。”然后,社论将研究系与“清议一流”联系起来,认为:“世人痛外交之失败,辄思以国民为后盾,梁任公(梁启超号任公,引者注)之电报,外交协会之檄文(指5月7日国民外交协会宣言,引者注),与其一派之机关报(《晨报》,引者注),屡申斯义,以鼓舞国人矣。此次之学生暴行,即鼓舞民气之结果也,亦即国民后盾之成绩也。”
- 既然山东争执已经发生,尤其随着巴黎的交涉陷入困境,那么,必须有人为此负责。这样,公众舆论的矛头逐步指向当年签署山东密约的段祺瑞政府,尤其是几个直接的责任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而对曹等三人的指控,必然牵扯出其背后的一连串关系,上海的几个群众团体通过一项决议,表示:“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靳云鹏等种种卖国行为,日益加厉,为全国所不容,应请决议惩办,以除祸根。”
- 徐世昌是在段祺瑞及其皖系的推举之下,通过安福国会的选举,由此而获得总统一职。然而就任之初,徐世昌与皖系之间就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徐曾私下对西南方面人士说:“西南诸要人多言我不应就总统职。 我亦何尝不知就此总统不甚合法。惟是我不上台,冯华甫即不下台。冯不下台,段芝泉即不肯告退。段不告退,即南北无法议和。此我所以不能不就总统位。”这就是说,徐世昌是把他的上台,看作是促使段祺瑞“告退”的一个方式。徐世昌主张和平统一,而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因此段的去职,为南北议和创造了条件。
- 罗十二6 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了不同的恩赐:或申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申言。
- 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
- 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以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如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
- “进去容易,出来怎么办?谁管你冤不冤?你毕竟是蹲过大牢的人!有嘴你都说不清!万一,万分之一的错误,那对一个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 他现在跟周罪正热恋期腻味的时候,怎么看都是一干个好一万个好。不过萧刻本来也是个长情的人,现在看他多好以后也不会就减少了。这点看前任就知道了,只有你对不起我,我不会先放开你。但你要真触碰我底线了,那从前一切也就都不存在了。你不碰我底线我就一直对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