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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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会不欢而散,这是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随后,南北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评论,或者敦促重开和会,或者指斥对方破坏和谈。与此同时,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各方面前:和谈破裂之后,南北是否战端重开。在此情况下,地处南北交界前线,驻防湘南衡阳的吴佩孚,又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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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会既然因国会问题而破裂,那么,处于对抗中心的南北两个国会,绝对是互不示弱,恶语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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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潮的发生,无疑给广东方面提供了一个抹黑政敌的契机,于是,南方对北方发起猛烈的电报战。这场电报战基本围绕三个问题:其一,善待被捕学生。其二,拒签对德和约。其三,竭力推动五四学运扩大化,以期更多地牵扯出曹、陆、章身后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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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学运的发生,直接诱因出自外交失败,为此,《公言报》于5月15、16、17三日,连载长篇社论,就外交问题发表意见,标题:《爱国者先自省》。社论从近代历史说起,内称:“甲午一役,李文忠(李鸿章谥号文忠,引者注)初主和议,偿三十万金即可息事。然而清议一流力持战局,遂至赔款割地,一蹶不可复振。然而主战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汉奸之目。”然后,社论将研究系与“清议一流”联系起来,认为:“世人痛外交之失败,辄思以国民为后盾,梁任公(梁启超号任公,引者注)之电报,外交协会之檄文(指5月7日国民外交协会宣言,引者注),与其一派之机关报(《晨报》,引者注),屡申斯义,以鼓舞国人矣。此次之学生暴行,即鼓舞民气之结果也,亦即国民后盾之成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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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21日,南北和会在上海开幕。 会议时断时续,总共召开过八次会议。在此期间,双方都提出了一系列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总体而论,南方所提条件较多,居于攻势地位,而北方为换取南方对徐世昌总统地位的承认,加之外交失败与五四学潮,内外堪忧,自顾不暇,因此北方总体被动,基本处于招架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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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军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亦曾致电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内称:青年学子,“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要亦情有可原。”同样,该电也是义正词严地正告徐世昌:“倘不求正本之法,但藉淫威以杀一二文弱无助之学生,以此立威,威于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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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山东问题的发生,必然连带产生一个问题:应当由谁来为山东问题负责。而对责任人的认定与追究,则必然引出另一个问题-政派之间的抹黑与互殴。问题在于:责任人一旦被锁定,便可将该派置于政治上的死地。正因为山东问题具有极佳的政争效应,因此,一大批职业政客、尤其是失意政客,纷纷站出来,加入到追究责任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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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是在段祺瑞及其皖系的推举之下,通过安福国会的选举,由此而获得总统一职。然而就任之初,徐世昌与皖系之间就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徐曾私下对西南方面人士说:“西南诸要人多言我不应就总统职。 我亦何尝不知就此总统不甚合法。惟是我不上台,冯华甫即不下台。冯不下台,段芝泉即不肯告退。段不告退,即南北无法议和。此我所以不能不就总统位。”这就是说,徐世昌是把他的上台,看作是促使段祺瑞“告退”的一个方式。徐世昌主张和平统一,而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因此段的去职,为南北议和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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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方面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权,政府、国会、督军、政客也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西南方面并不执掌中央政府,因此,其在外交上的言论可以不负责任,故而敢于放胆讲话表态。西南方面对于五四的支持与鼓动,当然抱有强烈的自身的政治意图,就是利用学潮,尽量扩大对北京政府的杀伤与破坏,因此西南方面的立场与表态,肯定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不久,当五四烈火燃烧到他们自己的辖区时,便再也看不到那些慷慨激昂的通电与谈话,再也不把五四视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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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山东争执已经发生,尤其随着巴黎的交涉陷入困境,那么,必须有人为此负责。这样,公众舆论的矛头逐步指向当年签署山东密约的段祺瑞政府,尤其是几个直接的责任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而对曹等三人的指控,必然牵扯出其背后的一连串关系,上海的几个群众团体通过一项决议,表示:“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靳云鹏等种种卖国行为,日益加厉,为全国所不容,应请决议惩办,以除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