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会既然因国会问题而破裂，那么，处于对抗中心的南北两个国会，绝对是互不示弱，恶语相向。
- 南北和会不欢而散，这是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随后，南北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评论，或者敦促重开和会，或者指斥对方破坏和谈。与此同时，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各方面前：和谈破裂之后，南北是否战端重开。在此情况下，地处南北交界前线，驻防湘南衡阳的吴佩孚，又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
- 北京学潮的发生，无疑给广东方面提供了一个抹黑政敌的契机，于是，南方对北方发起猛烈的电报战。这场电报战基本围绕三个问题：其一，善待被捕学生。其二，拒签对德和约。其三，竭力推动五四学运扩大化，以期更多地牵扯出曹、陆、章身后的人物。
- 五四学运的发生，直接诱因出自外交失败，为此，《公言报》于5月15、16、17三日，连载长篇社论，就外交问题发表意见，标题：《爱国者先自省》。社论从近代历史说起，内称：“甲午一役，李文忠（李鸿章谥号文忠，引者注）初主和议，偿三十万金即可息事。然而清议一流力持战局，遂至赔款割地，一蹶不可复振。然而主战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汉奸之目。”然后，社论将研究系与“清议一流”联系起来，认为：“世人痛外交之失败，辄思以国民为后盾，梁任公（梁启超号任公，引者注）之电报，外交协会之檄文（指5月7日国民外交协会宣言，引者注），与其一派之机关报（《晨报》，引者注），屡申斯义，以鼓舞国人矣。此次之学生暴行，即鼓舞民气之结果也，亦即国民后盾之成绩也。”
- 1919年2月21日，南北和会在上海开幕。 会议时断时续，总共召开过八次会议。在此期间，双方都提出了一系列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总体而论，南方所提条件较多，居于攻势地位，而北方为换取南方对徐世昌总统地位的承认，加之外交失败与五四学潮，内外堪忧，自顾不暇，因此北方总体被动，基本处于招架之势。
- 广东军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亦曾致电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内称：青年学子，“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要亦情有可原。”同样，该电也是义正词严地正告徐世昌：“倘不求正本之法，但藉淫威以杀一二文弱无助之学生，以此立威，威于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