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兄弟集合在一起?在酒吧关门之后?
- 我想了很久。对与错之间总该有条界线,可是实在很难知道该划在哪里。
- 我的记忆,有时蛊惑人心,有时玩忽职守。我不愿全盘信任它,却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得写下好久之前的事情,除了它我还能去问谁呢? 比方说,我现在要讲个关于1949年我和两个朋友―杰瑞・卡普和瑞特・高德伯格散步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是这两个人陪的我。 这事我无法去问瑞特,他十几年前因为癌症离开了人世。我可以问杰瑞,我们现在仍是朋友。但他还记得吗?就算他记得,他的记忆难道就比我的可靠吗?
- 显然我们会狭路相逢,因为很大一部分学生会在公园或者附近消磨时间。他们似乎认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也不无理由――一名中年男子在公园里竞走的样子就和看卡通片一样滑稽。 我一直坚信,如果不去理会那些盯着看你的人,那么他们迟早会没兴趣再看下去。而相反地,他们却坚信如果你一直嘲笑某个可怜鬼,那他迟早会放弃并打道回府――因为他坚持得越久,提供的娱乐就越多。 不得不说,这剥夺了我很多训练的乐趣。
- “在拍证件照片的时候,”比利・基根说,“照相的人不都叫你把耳朵露出来吗?” “要不然会怎么样?” “要不然他们不给你护照。” “可怜的梵高,”斯基普说,“他永远也别想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