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如前述,日本学者城井隆志的《关于明末的一个反东林派势力——围绕顾天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万历朝中后期的所谓“党争”提出一些新见解,认为当时以科道官为中心的官僚集团中存在派系斗争,围绕着阁部权力的争夺和若干重大政治问题而展开,并无明显的营垒观念,分化改组时时进行,并非一成不变,这与天启时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权时期,为了打击异己势力,把反对“阉党”的正直官僚一概称为“东林党”的状况截然不同。以往的史家过分强调东林与反东林的斗争,把昆党、宣党、齐党、楚党、浙党树立为东林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壁垒分明。
- 兄终弟及,八年内第四任皇帝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二日,明神宗朱翊钧病逝。皇太子朱常洛在忙完了父皇丧礼之后,于八月初一日正式即位,这就是明朝第十四个皇帝――光宗。
- 文震孟刚入阁时,不懂得当时官场惯例陋规——凡新入阁者必须手持名帖礼单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致见面礼,请他多加关照;曹化淳也以名帖礼单敬还,这是宫中旧规。文震孟以一介书生过于疏阔迂腐,自以为是皇上特简,不必拘泥于此种陋规。曹化淳原是王安名下的太监,并非贪婪之辈,素来仰慕正人君子,便托王安之侄向文震孟传话,盛称曹某有皈依文先生之意,又说:“若循例来往,外廷惟所欲为,大珰无不奉命。”文震孟自持清高,说:“极大珰之力,使我不为宰辅耳。不为宰辅,于我何损?而名帖既人,此辱岂能洗耶!”曹化淳遭到文震孟的拒绝——不愿与之结交,以为是奇耻大辱,转而与温体仁呼吸相应,在皇上面前吹风,使文震孟顿失皇上眷顾。
- 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终于大开杀戒。首先遭到杀害的是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他在杨涟上疏几天之后,也上疏揭发魏忠贤在香山碧云寺所造坟墓仿佛帝王陵寝规格,而且此人“口衔天宪,手握王爵,生杀予夺”。皇帝大为震怒,下令廷杖一百。魏忠贤鉴于当时弹劾他的奏疏络绎不绝,借圣旨之威杀一儆百,拿一个小小的曹郎下手,特命亲信太监把万燝拉至午门,一顿乱棍打得他血肉横飞,还未受廷杖已经气息奄奄。其后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残酷迫害异己分子。天启五年三月底,由于魏忠贤的亲信锦衣卫镇抚司许显纯严刑拷打汪文言,扳诬杨镐、熊廷弼公行贿赂,魏忠贤以皇帝圣旨的名义逮捕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君子”,与已经逮捕入狱的汪文言一起,“一并究问追赃”。
- 思宗深恶门户之讥,“知两党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俱用攻东林者,而言路则东林居多。时又有复社之名,与东林继起,而其徒弥盛,文采足动一时,虽朝论苛及之,不能制也”(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对于夏允彝《幸存录》的观点,黄宗羲颇多非议,尤其是对于党争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进行批评:“毅宗(即思宗)亦非不知东林为君子,而以其依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夏、黄同为当时名流,且又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两人所见各有千秋,而在分析思宗对待党争的心态时,黄公所见似乎略高一筹。思宗之所以重用周延儒、温体仁,其缘由盖在于此。
- 父皇病逝,他以皇太子身份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这对于长期受到压抑而谨小慎微的朱常洛来讲,是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与才能准备的。不过他毕竟是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人,接手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力图整顿紊乱的朝政,有所作为。因此,他一反父皇晚年怠于临朝的惯例,日理万机,事必躬亲。要把多年积累下来的朝政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是一项十分劳累的工作。他自幼孱弱多病,成年后又沉迷酒色,身体十分空虚,当此重任,不胜负荷。这时,郑贵妃又心怀叵测地送来一批美女,供他享用。每天退朝内宴,有女乐承应;到了夜里,龙床上是“一生二旦”,轮流“御幸”。本来多病的身体,立时垮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