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记忆偏差的理解能够使我们意识到:即便是深刻的记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这可能会激励人们更小心地对待自己的记忆,不再肯定自己的记忆都是准确的,不再产生用过去的经历来为现在的问题辩护的冲动。如果说许愿时我们小心谨慎是因为愿望有可能实现,那么我们在选择记忆为自己的生活辩护时也应当小心谨慎,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必须要与它相伴。
- 孩子们从很小便开始为自己的攻击性行为辩护:他们打了自己的弟妹,弟妹开始哭泣,他们便会声称,“是他(她)在哭,他(她)该打!”大多数父母认为这种孩子式的自我辩护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而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人们会冷静地思考引起如下行为的相同机制,例如,帮派对弱小孩子的欺负,雇主对工人的虐待,爱人之间的辱骂,警官对已经认罪的嫌疑人继续实施体罚,暴君对少数族裔的监禁与折磨,以及士兵对平民的施暴。在上述所有这些事实中,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攻击引起了自我辩护,而自我辩护又导致了更多的攻击。
- 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识别自己在性别、党派、种族、民族方面的差别,但是我们却倾向于根据自己所接触的少数人对其他群体进行概括,将他们所有的人都视为一类。这种习惯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社会心理学家玛丽莱恩・布鲁尔曾经对定型的性质进行过多年的研究,她曾经报告她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后抱怨“男孩们都很爱哭”。这个孩子的证据是她曾经看见过两个男孩第一天离家时哭个不停。当时已经是一位科学家的布鲁尔问道,是不是女孩子中间没有人哭。“噢,也哭,”她的女儿答道,“但只是有些女孩会哭。我就没有哭。”
- 当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都会添加一些细节,也会省略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我们会对故事进行些许的整饰,这种整饰会恰到好处,以便下一次我们还可以增加一点儿戏剧性的点缀。我们确信这些微小的、无关紧要的谎言会使故事更为合理,也更加清晰,以至于最终我们所回忆起来的事情与所发生的事情产生出入,甚至回忆起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记忆就是这样成为个人自我辩护的历史记录者。
- 记忆会减少自己的责任,同时放大他人的责任。
- 在正常条件下,实验对象可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但是一旦他们发怒、遇到挫折或者自尊心受到刺激,他们就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们的偏见,因为现在他们可以为此辩护:“我并不是一个持有偏见的人,但是他羞辱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