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不在我》

记忆会减少自己的责任，同时放大他人的责任。

在生活中，我们需要一些爱唱反调的人，需要一些愿意戳破自我辩护吹出的保护泡沫，并且能够在我们偏离现实太远时及时将我们拉回的批评者。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有证据表明你在审理时冤枉了清白无辜的人（好比截错了病人的胳膊），你会作何反应呢？你的第一反应会是否认自己的过错，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保全自己的工作、名声和同事。不仅如此，假如你释放的那个人后来又犯了罪，或者你裁定无辜的那个人因犯了诸如猥亵儿童之类的重罪而被判入狱，那么公众一定会对你恨之入骨，原因是他们觉得你曾经对罪犯“心慈手软”。不仅会有许多外部动机驱使你否认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且还有更为强烈的内在动机促使你这样做：你希望自己是一个有能力而又受人尊敬的人，你永远也不会冤枉好人。

如果嫌疑人与受害者或目击者的描述恰好相符，或者与数据推理相一致，那么一开始便很容易推定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我们都知道谋杀案的动机不外乎感情和金钱两种东西。因此，在绝大多数谋杀案中，最可疑的凶手就是被害人的情人、配偶、前配偶、亲戚、遗嘱或保险等的受益人。

在正常条件下，实验对象可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但是一旦他们发怒、遇到挫折或者自尊心受到刺激，他们就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们的偏见，因为现在他们可以为此辩护：“我并不是一个持有偏见的人，但是他羞辱了我！”

当我们第一次听说某起案件时，第一反应就是先猜测发生了什么，然后找一些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猜测，对那些相悖的证据则视而不见。

错误的记忆会让我们原谅自己，并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但有时候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失去对我们的生活负责的能力。

在50多年前出版的名著《偏见的本质》一书中，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描述了一个持有偏见的人在面对与其看法相矛盾的证据时所做出的反应的特征： X先生：犹太人的麻烦在于他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团体。 Y先生：但是从社区捐助活动的记录来看，他们是比较慷慨的。与非犹太人相比，这些犹太人在社区慈善事业中显得更为慷慨，他们捐助的数额远多于他们的人口数量。 X先生：这表明他们总是邀宠，而且总是干预教会事务。除了金钱以外，他们什么都不在乎。所以会有那么多的犹太人银行家。 Y先生：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从事银行业的犹太人是微不足道的，其比例远远低于非犹太人。 X先生：的确如此，他们不会去从事那些受人尊敬的行业。他们只会去搞电影业，或者经营夜总会。

这种循环虐待的假设，来自于她所看过的一些案件：那些被捕入狱或者接受治疗的虐待子女的父母，说他们小时候也被父母拷打或者受到了性虐待。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忽略了一些事实：有些小时候受过虐待的父母并没有虐待自己的孩子，只是他们没有被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医生们发现罢了，因为他们没有进监狱或接受治疗。 一些进行纵向研究的心理学家对儿童进行追踪研究发现：幼时遭受虐待和长大后虐待子女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约70%的人）不会重复其父母的虐待行为。如果你正在为那些深受父母虐待之苦的儿童或者虐待子女的父母进行治疗，这一信息或许和你无关。而如果你是站在父母是否应该被剥夺监护权的立场上，那么这一信息关系重大。

人们倾向于认为，作为聪明而且具有理性的个体，他们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出选择。因此，当你要向他们指出其行为的真实理由时，他们有时会感到不高兴。

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自愿经历某种困难或者痛苦的体验，那么这个目标就会更具吸引力。假如你正要去加入某个讨论小组，不巧在路上被空中坠落的花盆砸中了头部，你便不会再喜欢那个讨论小组；但是，假如你为了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而自愿让花盆砸中头部，那么你一定会更加喜欢那个小组。

人们对和谐一致的需要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当他们被迫面对负面的证据时，总会寻找对其进行批评、歪曲或者清除的方式，从而使原有的看法得以维持甚至强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出现自利性扭曲，我们会忘记或者歪曲以往发生的事件，此时我们可能会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我们知道自己曾经做错过一些事情，但渐渐地我们会开始认为那并非全是自己的错误，毕竟当时的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开始低估并推脱自己的责任，直到原本巨大的责任变得渺小。

证实偏差甚至会导致人们用那些无中生有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看法。当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调查人员找不到证据证明屠杀婴儿的撒旦教信徒已经渗透到美国境内的时候，相信这些教徒存在的人们并未感到不安。他们声称，找不到证据这件事本身恰恰可以证明那些邪教教徒是多么狡猾与邪恶――他们可能已经连皮带骨地吃掉了那些婴儿。

曾经有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在风高浪急的海面上，一位因沉船而遇险的海员正在拼命挣扎。突然，一头海豚出现在海员的身边，稳稳地将他托起，轻柔而安全地把他送回海岸上。 人们对这类事情倾向于作如下推论：海豚一定非常喜欢人类，才会将人从危难中救起。 但请稍作思考：海豚知道人类的游泳技能不如它们吗？它们真的是在有意识地提供帮助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必要先了解有多少遇险海员被海豚轻推到海洋深处，淹死在那里而杳无音信？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不可能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因为没有海员活着回来告诉我们他们遭遇邪恶海豚的经历。但了解了这些信息之后，我们便可能做出这样的推断：海豚既非善良热情，也非冷酷邪恶，它们不过是在玩游戏罢了。

我们解释自己的行为的原因时，自我辩护会导致自我吹捧：对自己好的行为给予表扬，为不好的行为寻找借口。例如，当我们伤害了别人时，我们很少会说这么做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残酷无情、没心没肺的人。而我们往往会说“我是被逼无奈的，任何人都会像我这样做”，或者“我别无选择”，或者“是的，我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但那不是我――因为我当时喝醉了”。然而，当我们慷慨大方、助人为乐、勇往直前时，我们不会说，这是因为被迫、喝醉了、别无选择，或者因为电话那头的那个家伙引诱我向福利院捐款，而是会说，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自己慷慨大方、心胸开阔。

无论假设本身有多完美，也无论推测者有多聪明，或者多有名气，如果科学检验的结果不能证实这个假设，那么它就是错误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假如你为了不让孩子发脾气而给了他一块甜饼干，你便教会了他在想要甜饼干的时候发脾气。

当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都会添加一些细节，也会省略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我们会对故事进行些许的整饰，这种整饰会恰到好处，以便下一次我们还可以增加一点儿戏剧性的点缀。我们确信这些微小的、无关紧要的谎言会使故事更为合理，也更加清晰，以至于最终我们所回忆起来的事情与所发生的事情产生出入，甚至回忆起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记忆就是这样成为个人自我辩护的历史记录者。

无论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是微不足道还是悲剧性的，影响甚微还是波及全民的，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要讲出“我错了，我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这句话，即便不能说绝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个人在情感、金钱和道义方面所冒的风险越高，讲出这句话的难度就会越大。

如果侦查人员认为自己找到了凶手，那么这种偏见就会使最初的嫌疑人成为唯一的嫌疑人。而且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蒙冤者的辩护律师也会难以为其辩护。在前言中我们提到过的加利福尼亚州贝克尔斯菲市帕特里克・邓恩一案中，警方就是相信了一个职业罪犯毫无根据的说法，因为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支持了他们预先的假定：邓恩就是罪犯。他们没有相信目击者提供的客观证词，是因为这些证词会证明邓恩无罪。邓恩对此难以置信，他问自己的辩护律师斯坦・西姆林：“难道警方不需要事实真相吗？”“是的，”西姆林回答道，“他们确信自己已经掌握的就是事实真相。他们所认为的真相就是你有罪，而且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证据给你定罪。”

孩子们从很小便开始为自己的攻击性行为辩护：他们打了自己的弟妹，弟妹开始哭泣，他们便会声称，“是他（她）在哭，他（她）该打！”大多数父母认为这种孩子式的自我辩护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而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人们会冷静地思考引起如下行为的相同机制，例如，帮派对弱小孩子的欺负，雇主对工人的虐待，爱人之间的辱骂，警官对已经认罪的嫌疑人继续实施体罚，暴君对少数族裔的监禁与折磨，以及士兵对平民的施暴。在上述所有这些事实中，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攻击引起了自我辩护，而自我辩护又导致了更多的攻击。

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识别自己在性别、党派、种族、民族方面的差别，但是我们却倾向于根据自己所接触的少数人对其他群体进行概括，将他们所有的人都视为一类。这种习惯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社会心理学家玛丽莱恩・布鲁尔曾经对定型的性质进行过多年的研究，她曾经报告她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后抱怨“男孩们都很爱哭”。这个孩子的证据是她曾经看见过两个男孩第一天离家时哭个不停。当时已经是一位科学家的布鲁尔问道，是不是女孩子中间没有人哭。“噢，也哭，”她的女儿答道，“但只是有些女孩会哭。我就没有哭。”

“在正常的环境中，”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阿尔伯特・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人们偏离了现实，他们很快就会面临来自周围人的挖苦和批评。在第三帝国中却不存在这种矫正。与此相反，每一次自我欺骗都会被成倍地放大，就像置身于一个由哈哈镜装饰而成的大厅，一个由反复得到确认的镜像组成的虚幻世界，它不再与严酷的外部世界保持任何联系。在这些哈哈镜里，除了看到自己反复出现的面孔外，我什么都看不到。”

对记忆偏差的理解能够使我们意识到：即便是深刻的记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这可能会激励人们更小心地对待自己的记忆，不再肯定自己的记忆都是准确的，不再产生用过去的经历来为现在的问题辩护的冲动。如果说许愿时我们小心谨慎是因为愿望有可能实现，那么我们在选择记忆为自己的生活辩护时也应当小心谨慎，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必须要与它相伴。

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些底线，我们便会为那些确认是“错误的行为”进行辩护，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将自己视为诚实的人，而不是罪犯或者窃贼。

自降临人世的那一天起，我们每个人便拥有了自我辩护的冲动，我们会为自己那些具有伤害性的、不道德和愚蠢的行为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