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记忆会让我们原谅自己,并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但有时候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失去对我们的生活负责的能力。
- 在正常条件下,实验对象可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但是一旦他们发怒、遇到挫折或者自尊心受到刺激,他们就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们的偏见,因为现在他们可以为此辩护:“我并不是一个持有偏见的人,但是他羞辱了我!”
- 在50多年前出版的名著《偏见的本质》一书中,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描述了一个持有偏见的人在面对与其看法相矛盾的证据时所做出的反应的特征: X先生:犹太人的麻烦在于他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团体。 Y先生:但是从社区捐助活动的记录来看,他们是比较慷慨的。与非犹太人相比,这些犹太人在社区慈善事业中显得更为慷慨,他们捐助的数额远多于他们的人口数量。 X先生:这表明他们总是邀宠,而且总是干预教会事务。除了金钱以外,他们什么都不在乎。所以会有那么多的犹太人银行家。 Y先生: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从事银行业的犹太人是微不足道的,其比例远远低于非犹太人。 X先生:的确如此,他们不会去从事那些受人尊敬的行业。他们只会去搞电影业,或者经营夜总会。
- 对记忆偏差的理解能够使我们意识到:即便是深刻的记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这可能会激励人们更小心地对待自己的记忆,不再肯定自己的记忆都是准确的,不再产生用过去的经历来为现在的问题辩护的冲动。如果说许愿时我们小心谨慎是因为愿望有可能实现,那么我们在选择记忆为自己的生活辩护时也应当小心谨慎,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必须要与它相伴。
-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有证据表明你在审理时冤枉了清白无辜的人(好比截错了病人的胳膊),你会作何反应呢?你的第一反应会是否认自己的过错,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保全自己的工作、名声和同事。不仅如此,假如你释放的那个人后来又犯了罪,或者你裁定无辜的那个人因犯了诸如猥亵儿童之类的重罪而被判入狱,那么公众一定会对你恨之入骨,原因是他们觉得你曾经对罪犯“心慈手软”。不仅会有许多外部动机驱使你否认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且还有更为强烈的内在动机促使你这样做:你希望自己是一个有能力而又受人尊敬的人,你永远也不会冤枉好人。
- “在正常的环境中,”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阿尔伯特・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人们偏离了现实,他们很快就会面临来自周围人的挖苦和批评。在第三帝国中却不存在这种矫正。与此相反,每一次自我欺骗都会被成倍地放大,就像置身于一个由哈哈镜装饰而成的大厅,一个由反复得到确认的镜像组成的虚幻世界,它不再与严酷的外部世界保持任何联系。在这些哈哈镜里,除了看到自己反复出现的面孔外,我什么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