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细节》

人类发明语言，与其是为了沟通，不如是为了解释。

当人们不满足于这种低级的秩序与正义时，野蛮时代就开始了，暴力营造的恐怖秩序叫作权利，暴力营造的恐怖主义叫革命。秩序与正义之间的颠覆起落构成人类主要的政治时代，这个野蛮时代的政治就是帝国体制。帝国体制强调秩序而漠视正义，因为革命总会周期性地使帝国崩溃，进行只需重建。

对任何社会而言，暴力都是社会的决定力量，谁掌握了暴力，谁就主导社会。暴力集中于人或家族之手，就是独裁；暴力掌握在异族手中，就是殖民；暴力掌握在少数封闭的秘密社团手中，就是恐怖极权；暴力掌握在一个开放高尚的社会精英手中，就是民主。

宋襄公之后，中国传统的贵族精神彻底消失了，东方式的战争几乎完全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暗杀勾当，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不宣而战。不宣而战，背信弃义，恃强凌弱，大屠杀成了家常便饭，而其中做的最出色的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莫属，当然”日本皇军“更使现代人印象深刻。几十年前，日本军队偷偷摸摸地攻入中国，有偷偷摸摸地袭击美国，”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当时，一个湘西农民的儿子正在西北荒原的窑洞中写《论持久战》：”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场席卷世界的法西斯战争在美国人偷偷扔下的核弹中骤然结束。

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教育本来就是培养人才，但中国式应试教育却总是”毁人不倦”中国孩子一旦进入这种僵硬的教育体系，就不断地把自己的人格、才智交出去而收不回来。去人格化的教育（教愚）导致了人的矮化与弱化。

可以说，封建制度如果不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一个制度，它也是次优的一个制度。封建是一种人身的依附关系，但这个人身依附和奴隶制不同，它是两个自由人订立的一个契约。在封建时代，两个自由人通过契约建立起君臣关系，这就构成了封建制度的一个最基本单元。在封建制下，君臣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君和臣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双方都要信守契约。“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君侵犯了臣的权利，臣是可以反抗的，这样的反抗事例在《春秋》三传比比皆是。“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封建依赖于忠信伦理，因为离开封建时代较短，欧洲人和日本人比较重信用。相比之下，中国的封建制早在秦始皇时代就结束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臣之间完全成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可以说，人类大多数文字历史其实都是暴君的历史，一切服从的根源都在于恐惧；对人类来说，平等合作远比恐怖威胁难以实行，专制权力也最容易被蒙昧社会的人们所接受。当然，恐惧总不如欺骗更“文明”，所以野蛮时代的权利常常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宣传。文明时代是理想的政治，既实现了秩序也实现了正义，垄断的权力被消解分散为民众的权利，暴力恐怖被完全消除，这就是国家。国家与帝国的不同在于，帝国是权力社会，国家是权利社会；帝国是野蛮的体制，国家是文明的政治。

从文化上来说，轿子充分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阴暗的权利快感；但从科学角度来说，以人力的非轮式机械代替畜力的轮式机械，这是极大的技术倒退。为舒适和虚荣牺牲效率和人性，这不仅使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遭亡国之恨，也使中国在文化对抗中处于万劫不复的痛苦境地。自从轿子出现以后，通过压迫他人获得舒适感的轿子一次次将中国权力的垄断者抬进坟墓，但中国仍然离不开轿子，无论坐轿的人还是抬轿的人。

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钟表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从而成为可以精确计量的独立存在。分分秒秒既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与机器对话的结果。钟表作为自然状态的破坏者，从诞生之日起，就使人类被时间绑架。自然权威被这个时间机器取代，世界从此失去了永恒。

如果说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工人还会将因为机器的发明而被取代的怒火发泄在发明者身上，那么现在的人类已经完全接受了被机器淘汰的残酷竞争规律，并乐此不疲的继续推动被取代的命运。这就是势不可挡的冷酷的理性主义。所以从来都没有轻轻松松的生活，时间是一路碾压着人命走到今天，放松思考不思进取的话，随时就是时代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