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诗与狂想曲》

中国不但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而且城市居民也多是农民的亲属，中国的城市没有独立的市民文化传统，而是长期处在城乡一体的农民文化氛围中，“城里人”包括其中的精华－－知识分子，其精神深处都多少具有“农民心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

历史已经证明，正如孔、墨、老、庄的一系列概念可以在予以新的解释后为现代文化服务一样，自由、平等、博爱、人性、民主、纪律乃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的范畴，都可以予以封建主义的解释而后以扭曲的形态为封建主义服务。

四人帮可以在‘与传统决裂’大旗下复辟封建主义...五四可以在反传统大旗下反对封建主义...自由平等...概念都可以予以封建主义的解释后一扭曲的形态为封建主义服务

在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中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拉科西暴政”，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民粹派宣言《青年俄罗斯》中的一句名言：“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

梁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贫富分化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阶级对立因而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无所谓封建社会，不需要发动革命，只需要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毛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尖锐而不可调和的阶级分化与阶级对立，是封建社会，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改良无济于事。

俄罗斯农民“村社民主”制的这段历史表面，并不是只要在“多数决定”或“公意”的基础上便能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只要人仍是共同体的附属物，而不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独立个人，那么所谓“公意”座位共同体的意志便可能成为使人异化，使人不能成其为人的力量。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在以“多数”的名义任意剥夺“少数”人的人权与人格的同时，也就使“多数”人无法作为有意志的个体而存在，因而最终使“多数决定”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可以为“天然首长”利用的群众性歇斯底里。

我们把它理解为农民对于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即农奴制，产生此种依附的原因是封建主对农民实行了强制性约束。马克思所指出的人身依附关系却是以“个人尚未成熟”为基础的、个人对于共同体的依附，即个人“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个人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人本身就是“共同体的财产”等等。封建依附关系是一种“相互的人身束缚”，“在那里，不见独立的人，每一个人都互相依赖――农奴和领主、家臣和封建诸侯、俗人和牧师。

民主也只有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时，表述思维的权利才有价值；只有当内在的心理过程使我们可以确立自己的个性时，摆脱外在的权威才能持久。而这一切又必须以个人理智摆脱集体表象为前提，以抽象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基础上的主体个体化为前提。

从柏拉图，辛尼加到中世纪的神学大师，颂农贬商、抑城扬乡之语，说得不比中国人少，但与中国的情形一样，这些话改变不了基本的事实：农民...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经营形式，它首先是一种卑贱的社会地位，一种不宜摆脱的低下身份

遗憾的是，宗法农民对之“礼拜最勤”的，往往不是赵公元帅，而是祖宗、好皇帝及其代表“青天大老爷”，是“大救星”，是宗法共同体的神秘权威与“天然首长”的魅力，是农村公社的传统习惯与米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