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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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真是个奇怪的过程,像一次死亡接着一次新生,过滤掉了痛苦,榨干这种那种的欲望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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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记日记不过是懦弱者的习惯,孤独者的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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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总是顽固地纠缠在一个苦恼中: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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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遇上一个人,你无法用一种具体的语言去描述,不用语言,只用感觉,就在漆黑中撞进了通向这个人的窄道。一旦进了这窄道,不管情愿不情愿,一种力量狠狠地吸着你走,跌跌撞撞,既害怕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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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你怎么嫁一回离一回,一回比一回疯狂,不吸取教训,也不听我的话。大姐一把拉住我,对母亲说:全是你,你自己是个坏母亲,你没有权利来要求我,我就是你的血性。她们两人争吵的话,好像跟我有关,但刚开始吵,两个人就合起来把我赶出去,再接着吵。 我愣在门外,父亲走了出来,他把我拉到八号嘴嘴院子下面的峭岩上,坐在我的身边。他那时眼睛在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不清晰,如一个小黑点正朝东移动,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爱的船,驶下去,就能到达他永远也回不了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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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怀有梦想,就是抓住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也行。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眼看着成为一个辛苦地混一生的南岸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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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都爱不可能的东西,越是无望,越能烧灼着我的情感。早晨我睁开眼睛,第一个意识就是他,他在这个时候在做什么,我上一次见到他是如何,将见到他会是怎样?我想我完蛋了,没救了,还没开始爱,就一个人把应该是两个人所拥有的爱之路走掉了一大半。 前前后后我把自己的心绪清理了一遍又一遍,我骂自己,你是太孤独了,学生喜欢老师,单相思。没准等我走到他的门前,便会拔腿逃跑,发现刚才那所有的激情都会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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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问历史老师我出生前的大饥荒,他脸色忽然变得很苍白,眼睛移开了去。我惊异地问他怎么回事?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猛地站起来,走到窗口,双手狠抓头发,静止在那儿,过了一阵才开口,“别相信你的肉,别相信你的骨头,把石头扔进腹中。灰火咝咝作响时,我们就能抛开天堂危险的重量。” 我吓得呆住了,他朦朦胧胧的怪话,在我听来,比几千万几千万的死人数字更令我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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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鉴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鉴定简直轰轰烈烈:资产阶级思想,看旧得颜色发黄的厚厚的小说,不止一次扯路边的花放在书包里;政治觉悟低,不愿写入团申请书,还说不想凑这无聊的热闹;从不愿向老师和班干部“交心”,不虚心接受群众帮助;团结同学不够,课间休息时间不接近群众。这是小组意见,依座位排的十四个同学互相就学期表现,提优点缺点,我不知自己为何就成了众矢之的。班主任意见一栏总是:同意小组意见,希该同学接受经验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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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女儿根本不要我,她只会喊妈妈,不会喊爸爸。我想要也要不成。”他打趣地说,把女儿重新抱上母亲的背上,替母亲理好背带,他把一顶崭新的墨蓝花外绸内绒的帽子戴在女儿小脑袋上,说:“风大,不要让她着凉。” 母亲说:“你放心,再大的风也吹不坏她,她命又贱又硬,不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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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层的污物堆积,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我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积场,闻到过那么多味道。在各色异味中生活,脚踢着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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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一听到有人兴高采烈吃胎盘,我就要作呕。我记得有一次大姐在家里生小孩,与母亲吵起来。 大姐用筷子敲着只剩少许汤和肉的碗,不高兴地质问母亲:“这是猪肚,妈,你肯定把我的胎盘扔了?” 母亲没吭声。 大姐气愤地嚷起来:“汤像是一样的白,滋味也差不多,但我清楚得很,这不是胎盘!”她就知道母亲不肯炖给她吃。母亲不相信吃胎盘,说野蛮得很。母亲虽然没文化,但她有她的原则,人不能吃人身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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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对我说过的话,当时我根本不在意,这时我却一字一音记起来了。 他说,尤其是你未来的丈夫,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你的身世,你千万不要透露给任何人。不然你丈夫公婆会看不起你。以后一生会吃大苦,会受到许多委屈。 他说,在他跟着我时,他看到我受人欺侮,又不能奔过来帮我,心里直恨自己。 他说,你得原谅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得原谅你妈和我,你得对你妈好点,为了你,她太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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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他抱着站起来,整个儿人落入他的怀中。我的脸仍仰向他,晕眩得眼睛闭上,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一点挣扎,一点勉强也没有,我是心甘情愿,愿把自己当作一件礼物拱手献出,完全不顾对方是否肯接受,也不顾这件礼物是否被需要。我的心不断地对他说:“你把我拿去吧,整个儿拿去呀!”他的亲吻似乎在回答我的话,颤抖地落在我滚烫的皮肤上。 我突然明白,并不是从这一天才这样的,我一直都是这样,我的本性中就有这么股我至今也弄不懂的劲头:敢于抛弃一切,哪怕被一切所抛弃,只要为了爱,无所谓明天,不计较昨日,送掉性命,也无怨无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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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烧伤呻吟的人,狂奔乱逃的人,不相识的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聚在一起哭着。还有人在拾没烧坏的碗勺,也有人用木桶往已经烧得焦黑的柱梁上泼水。大人寻找孩子,孩子寻找大人,还有人飞跑过街狂呼亲人的名字。有个孕妇在翻找尸体,认自己的亲人。小孩烧死最多,身体缩成一小块炭。一个老头坐在石梯上,脸上黑乎乎的,傻掉了,他让三岁的孙子坐在木箱上,等他回去从火里抢东西,回来时箱子和孙子都不在了。 火熄之后,一船又一船运载江里江边的死人,往下游江滩的大坑堆埋。朝天门码头中心一个大空坝,却在烧街上的尸体,架着柴泼着油烧,穿黑制服的警察站在一旁。死人的气味跟着滚滚浓烟,罩住了整座城市。 这是个兵荒马乱、每天要死上千上万人的日子,重庆大火不过只是小灾小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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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有什么必要扯谎?我应该告诉他,我就是想见你,就为这,我来了。 海棠溪那坡石阶很长,我几次停下喘气,但从未有折回去的念头。 他使我潜埋在身体里的一种东西爆发出来,我瘦削的脸颊,毫无血色的嘴唇,泛出淡淡的红润,头发在风中飘飞,正在由枯黄变青黑,粗糙的手在脱皮,指甲鲜亮晶莹。如果我能看见自己,我就会清楚,在十八岁那年的那些日子,我将自己一生应享有的美丽,不想保留地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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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到江边看淹死的人、山上看无头尸体、路上看突发病昏厥的人一样。人们的眼睛一般都睁着,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生生死死疯疯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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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夜里我总是从一个梦挣扎到另一个梦,尖叫着,大汗淋漓醒来,跟得了重病一样。我在梦里总饿得找不到饭碗,却闻到饭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给每个手里有碗的人下跪。为了一个碗,为了尽早地够着香喷喷的红烧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过我的人跪着作揖。醒来一回想,我便诅咒自己,瞧不起自己,不明白哪来那么多强烈的身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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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灾荒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我停下来问他。 他笑笑说:“恐怕每个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个家庭又都不一样――对每个人来说,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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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我弄不懂的问题:十几年前母亲为何就挑中文殊菩萨,给她怀过的第八个孩子、活下来的第六个孩子做守护神,而不是专司理德的普贤,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至高至上无所不能的佛祖释迦牟尼?她的文化程度仅够读简单的信,写几句满是错别字的问候话。或许她是歪打正着,文殊菩萨那剑是智慧之剑,那狮子是智慧之力量。或许她早就清楚,我一生会受求知之苦。凡事想追个明白,了解底细,到头来只会增添烦恼,并付出惨重的代价。一个人不知不明,一生自然而然,生儿育女,少灾少难,平安无事地逝去,化成泥顺江流入大海,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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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好多人说,还有一本流传全国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已经传进了这个城市。书不长,情节也简单,里面尽是男女之事详细的描写。那是一本最毒的坏书!为挡住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流毒,公安局对全市学校采取了好几次袭击行动,搜书包,追查抄写之人,进一步追查炮制此书的坏分子。不知多少人为此书进了监狱,甚至送了性命。我充满好奇地等着张妈的儿子传过这本书来――张妈不识字,我要书,她就拿给我看。但这本书,她儿子可能藏得太紧了,我很幸运,始终没能看到。 张妈的宝贝儿子被两个公安人员从院子里带走,劳教了好几年,或许就跟这本书有关系。张妈哭天泼地,咒书烧书,闹得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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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貌似极为普通的家庭,秘密非常多,也许南岸每个破烂的屋顶下,都有一屋子被捂起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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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也是按票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卷心菜连菜带皮一起卖,不然,菜边皮都会被人哄抢。做豆腐滤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东西。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挤压成紧紧的一个大圆盘,是美食,有后门才能弄到。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是榆树的新叶,是树皮剥开露出里面一层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酱泥。那年四川树木被毁掉不少,就是这样剥光皮后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满山坡转的小孩,提着竹篮子、背着小筐摘尽了,抢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让医院无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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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走喽,看水打棒!”满街满院吼声像锣鼓。几条街上的人,趿着拖鞋,捧着饭碗,顺坡跑向江边。 看死尸,是南岸人日复一日刻板生活少有的乐趣。 在弹子石渡口下端的回水沱边,有个锯木厂。那儿水缓,岩石高,锯屑总把那一段江水搅成一种怪怪的浓汤。尸体沾裹着木屑,颜色不明不白,肿胀得像一段树木,很难辨认出淹死的是什么人。他们的衣服裤子早就被水流冲走,或是别扭地裹在身体某一段,虽然几乎赤裸,却不易看出男女。不过,只要奔来围观的人中有亲人或仇人,泡得发紫的脸,七窍里就会流出鲜红的血。 可惜,淹毙者“认亲认仇”的可能性不大。大部分尸体,从上游不知几十几百里外漂来,如果不在这肮脏的江湾靠岸,就会再漂上几百里几千里,到更远的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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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到江边,把我日记中与他有关的记述,一页页撕掉,看着江水吞没,卷走。 这城市的风俗认为,吊死的人是凶鬼,和饿死鬼一样,得不到超度,也得不到转世,去不了天堂,而河流是通向地狱的唯一途径。无论在人世或是在阴间,他都是一个受难者,如果这江水真的流向地狱,他能收到由江水带去的这些他从未读到过的文字,他还会这样说吗――“终有一天你会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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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地冻,不干活就没吃的,连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他最后咽气时双手全是血,抓剜土墙,嘴里也是墙土,眼睛大睁着,才三十六岁。没人收尸,丢在大坟坑里了。死了好久之后,从那儿逃灾荒出来的好心人,路经重庆才把这噩耗转告。 同一年,在母亲的家乡忠县关口寨,附近能吃的观音土都被挖净,吃在肚子里,都发胀了,解不出大便,死时肚子像大皮球一样。大舅妈是村子里头一个饿死的,大表哥从读书的煤校赶回去吊孝。到忠县前的丰都县,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插着稻草卖儿卖女的,举家奔逃的,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有的人饿得连自己的娃儿死了都煮来吃。过路人对他说,小同志,别往下走了,你有钱有粮票都买不到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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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是我的胎教,我们母女俩活了下来,饥饿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母亲为了我的营养,究竟付出过怎样惨重代价?我不敢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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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记,后来就真的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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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常,日子照常,不会因为少了他这么一个人,谁就会在意差了一点什么,早就有另一个教师在教历史课。好像只有我感到生命里缺了一块,但是天空和树木照旧蔚蓝葱绿。因此,他要走,要这么走,就由他走好了,他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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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能说得清楚,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喜欢就是喜欢,有时候就是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更不用说爱一个人了,爱就是爱,别的人不可能理解。包括我这个做女儿的,我不也正在偷偷爱一个男人,爱得同样无情理,不合法。别的人会认为很肮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