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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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确实一统天下了,但那只是幌子,历史常常展现给我们的是:是政治选择思想,而不是思想选择政治;是政治改造思想,而不是思想改造政治;反过来说,是思想迎合政治,而不是政治迎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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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们正因为觉得自己不爱财、不惜命,毫无私心,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做起事来便了无顾忌,于是草菅人命者有之,祸国殃民者有之,老百姓们看着他们生活之俭、执政之勤,再加上那一脸的正气,也就只有感动的份,哪还看得见有多少滔天大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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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对自己的政治能力越有信心,对逆耳的声音也就越是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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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的真假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把它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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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越多,自然说明见不得人的东西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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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魔鬼的互相制衡胜过一个圣人的乾纲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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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忘记了国家本该只是一件工具,却满怀激情地把它当作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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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群众的眼睛很少会是雪亮的,当然,使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自己有着雪亮的眼睛,这对统治者是大有好处的,人民群众往往会在这种盲目的自信里用他们“雪亮的”眼睛追随着聪明的统治者手指的方向,哪怕那个方向正通向悬崖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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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大众表达意见的时候,知识分子永远会输给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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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穷就容易管理,赏和罚的手段就容易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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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有些情境下,糊弄一个人往往不太容易,糊弄两三个人也不太容易,但是,糊弄一群人可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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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君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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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时代的“礼”和“孝”全都是“忠”的不同侧面,其意义无非两点,一是“尊君抑臣”,二是驯化臣民,无非都是专制君主的愚民手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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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和人造的鬼神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一个社会群体通过庄严的仪式来敬拜一个共同认可的神圣的人或物,从仪式过程中体会到一种社会认同感――每一个个体都融入到一个群体当中去,这满足了人天生的一种心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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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他们是具体而微的帝王,帝王是规模放大的地方官。他们两者在实质是无甚殊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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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是尖锐批评民族主义的,他们所展现的是一种宏达而又非常现代的普世主义。他们似乎并不认为民族的利己主义较之某些特殊等级和特殊团体的利己主义要来得更纯洁――打个比方来说,当我们说“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的时候,其动机或许并不比彩电企业联合会说“为了我们彩电业的利益”更加高尚和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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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似乎总是这个样子: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选择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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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为了使政权稳固,被统治者易于操纵、管理,便会最大程度地让他们贫苦。老百姓生活福祉的提高往往只是统治者稳固政权的副产品,而绝非其目的。私权力的提高必然会侵犯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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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专制程度越高,同情心就越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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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礼仪”正是造假的最绝妙的技术,它以森严的等级秩序(外在的和内在的)把统治者高高地架在空中。是的,这个统治者也许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但当他端坐在高耸入云的金銮殿,穿着和别人迥然不同的华贵衣着的时候,“仪式化”给他带来的万丈光芒往往使仰望的百姓们崇敬不已。嗯,当我们在午夜的长街仰望一支巨大的霓虹灯时,我们是看不到灯管上的灰尘和鸟粪的――这就是“礼仪”的一个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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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很可能是诗歌的源头。法国人类学家葛兰言说:“诗歌语言是与特殊活动相对应的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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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帝王的一举一动总会得到过当的报酬,这里有他们的成就所必然带来的无边的赞颂,还有他们对自己善德感到的真诚的骄傲,以及看到自己为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生活而感到的由衷的喜悦。但是,一种公正的但令人沮丧的思绪却为人类这种最高尚的欢乐情绪增添了酸楚的味道。他们必然会常常想到这种完全以来一个人的性格的幸福是无法持久不变的。只要有一个放纵的青年,或某一个猜忌心重的暴君,滥用那现在被他们用以造福人民的专制权力,直至毁灭它,那整个局势也许就会立即大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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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越是发达,阶级就越难以简单界定,因为一个人可以分别属于好几个不同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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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国”也许只是坚持一种生活惯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