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

早年强调日本侵略中国，提出亡国之“二十一条要求”，并以最后通牒方式逼迫中国接受，即所谓“五七国耻”，逐渐为强调袁世凯为了实行帝制，屈服日本要求之所谓“五九国耻”所取代。

拒签和约后，北京政府因“对敌战争状态终止，所有恢复和平后善后办法亟应详为筹备”，国务会议议决：由外交部召集院、部及有关系各机关，派员组织临时委员会，到外交部公同讨论。此“院部处委员会”自8月12日起开会。同时颜惠庆于7月中旬派使馆秘书张允恺到柏林与德国接触。陆征祥也于10月初派代表团成员外交部参事刘崇杰到柏林进行调查。

1921年《中德协约及其它文件》（简称《中德协约》）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新约，其重要性早已受到中外学界的肯定，部分学者对此课题做过扎实的个案研究。然而，近年来中国方面相关档案史料，或开放使用，或相续刊行；加以学界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史研究，逐渐由孤立的个案研究，朝向较全面的整合与诠释。

1919年北京之修约朝三个方向同时进行。对战败国，如德、奥，继承1917年绝交宣战以来之方针，在和会中提《对德奥条件》说帖，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条约，得到允准，日后得以成功订立平等新约。俄国革命后，退出协约阵营，并宣言放弃在华特权，对列强形成道德上的压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于1919年9月10日在巴黎和会中签署对奥《圣日耳曼和约》后，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之一，代表中国以平等地位加入扩大的国际家庭，并多次在此国际组织中，诉诸国际公理正义，要求修约。

1918年11月11日，欧战停火。次年1月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中国朝野对该会抱有极大期许，北京政府早在参战后，即积极筹划参与战后媾和事宜，外交部也设立筹备参与和会之组织，收集驻外公使报告与意见，研究应向和会提出诸问题。欧战停火后，国务院立即设立欧战和议筹备处，汇集资料。

拒签和约后，北京政府考虑对德善后问题。7月2日，外交部电询巴黎陆征祥：和约我国似未签字，此后对于外交如何应付，有无确实把握，希速详示；并电驻外各使馆：“不签字后对德对日交涉均应和平镇静妥筹办理，尊处有何卓见，及驻在国对于我国不签字言论，随时电部以备参考”。

总之，1919年之中，北京政府确立了对无约国及新成立诸国的交际方针，首先明确区分有约国与无约国，颁布章程管理无约国在华侨民，去除其条约特权，促使无约国及新成立诸国同中国订立商约。其次，确立与无约国及新成立诸国订定完全平等条约的方针，不再给予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以下就中国与无约国玻利维亚谈判订约历程作考察。

欧战之后，国际家庭扩大，中欧东欧原受德、奥、俄控制诸民族，纷纷独立。就国联会员而言，1920年成立时有40国，1926年增至50国，尚有非会员之美国、苏俄、德国、保加利亚等。中国在欧战前与18国订约，参战时德、奥约失效，俄国革命后，俄国特权取消；战时又与瑞士及智利签约，于1919年共计与17国有条约关系，大部分国家与新成立诸国，与中国处于无约状态。战前无约国人民在华，多受有约国包庇，得享条约特权；中国对德、奥宣战后，收回德、奥两国侨民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协定关税，并扩大适用于所有无约国侨民。

北京政府并进一步推动司法改革，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做准备。6月间，司法部呈准大总统《添厅计划大纲》，要在全国广设新式法院；强调“本部征集全国法官之意见，佥谓第一要着在遍设正式法厅及颁布法典两事……司法部现拟于五年内在旧府治筹设厅监；各种法典，亦拟于五年内拟定颁行。收回领事裁判权期限即以各种法典颁布时为准”。

欧战停火到和会召开之际，中国受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影响，“公理战胜强权”之说甚嚣尘上；“国民外交”蔚为风潮，朝野纷组团体关心外交，修改条约是关心的重点之一。这种舆论对外交部推动修约有一定的影响；如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即拟定和会提案，包括破除势力范围、若干年内撤废领事裁判权、关税自由、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等纲目，1月8日，国务院电知中国代表团照办。2月16日，社会名流张謇、熊希龄等发起国民外交协会，以“对外发表公正民意，为外交上之援助”为宗旨，发表其主张：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撤废势力范围；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力争关税自由；取消庚子赔款余额；收回租借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