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屋顶》

人在外面，想独处时，却满眼是人；想和人分享什么感觉时，又找不到其人，这都是很遗憾的。

人生多牵涉，无论什么事情，沾濡挂碍，拿不好拿，放不好放。只有游戏，快乐才是纯粹和浓烈的。同样的事情，心情不同，做起来会是两码事。

标准的中国人，他的尊严，不是在他自己身上，而是在集体里。他从不维护自己的尊严，却致力于维护某种类别或集体概念中虚无缥缈的神性。

因为他从那么一个无趣的时代走过来，连黑色幽默也没有办法帮助他觉得有趣的事情很多。……他无数次引用罗素的一句话，“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频繁的连我这样迟钝的读者，也要停下来想一想他的用意。”

从先前的集体性怯懦，到后来的集体性狂暴，古往今来，大事小事，不知道演出了多少遍。从群羊到暴民本只有那么一点距离，而暴民总是向无力反抗的人去显示自己的豪勇，以掩饰其怯懦。所以那个小孩子没有被这些人打死，真是很幸运。

很多事情，如果临之以游戏的态度，当止时能止得干干净净，便会发现里面的种种趣味，快乐时快乐得纯粹，烦恼时也烦恼得有趣，就是无路可走，一推局就行，也不必想自杀。

每个人都无时不刻不感觉到和社会的矛盾，对理想主义者来说，内心的矛盾更为复杂。他经常陷于迟迟不决中，像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原则在他身上冲突，不同信念之间的矛盾，在一些瞬间，要比理想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更加难以解决。理想是关于目的的，原则是关乎手段的；信念鼓舞人做一些事，原则禁止人做一些事。理想主义者的一种尴尬处境，并不是因为理想无法实现，哪怕是部分地实现，对理想主义者来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对个人生活的理想，不是指那些欲望、野心、种种自立的念头，它和对社会的理想一样肇自对人类生活共同的期望、公开的价值信念、普遍的原则。它所希望的是个人能遵从这些信念而生活。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以及其他许多时代的人，从童年的教育开始，就没有学会使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可以和别人理想共荣的基础上，有机会的时候，理想主义者们之间进行了这世界上大多数的战争，在另一些时候，人们用其他方式彼此粉碎理想，向我们今天这样。

后来我发现，同人争论问题，有一半的机会是在自讨苦吃，因为有四分之一的人，基本上不可理喻，另有一半的人，一半的时候不可理喻。不可理喻的标志，一是不讲事实，二是不讲逻辑。

现在《红楼梦》已经被抬得高得不得了，据说如果能有好的译本，外国人一读之下，将大惭愧，尽弃前学，来归王化；然而又绝不可能有好的译本，因为《红楼梦》之妙就妙在译不得，所以外国人又无论如何享受不到阅读中文版《红楼梦》的快乐，基本上算是白活了。

有些事是难于想象的，在历史的黑暗里有无数不知名的死者，他们在临死前对同类、对自己的遭遇的看法，每一想来，令人战栗。对我们来说，他们存在于统计数字里，正如我们对别人一样。我读到对战争、灾难的死亡数字之类的争论，总觉得残酷，无话可说。这一类数字，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入别人心中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