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枣集》

阮籍沉湎于酒，也无非是怕司马昭找他说话。

1933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尤里西斯》的美国版，旋因“淫秽”遭查禁。当年12月，兰登书屋把政府扭至公堂，主持审理的，是纽约联邦法院的约翰・沃尔西（John Woolsey）法官。在为此书开禁的同时，他写了一段著名的判词，使长期困扰美国作家的“淫秽”问题，终得以解决。这段判词，不光通情达理，也尤见沃尔西法官的文学素养，读后想起我们的法院判词，不免有霄壤之叹。

似乎是画家德加吧，有一回向瓦雷里请教说，我有很多好观念，怎么就写不好诗！瓦雷里说：亲爱的德加呀，诗是用语言写的，干观念什么事？

法治社会中，诉诸公堂的不仅有杀人放火，也有以前靠“礼”与社会惯例处理的各种纠纷，――其中有政治的，文化的，也有良心的。旧式的老胥决狱之道，是不能济事的。法官须兼“决狱的胥吏”和“明道的士人”于一身，这真是戛戛乎难。从沃尔西法官的判词中，我们得窥了法治社会的一侧面。

我得于中学 “文史课”的思维之训练，是“胡批乱侃带吓唬”式的。每读一段文章，不是找它的“可批点”，就是找它的“可捧点”。这一套读书的办法，当我遇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时，就彻底不灵了：我简直一句也读不懂。所幸我当时学了点《老子》，明白些“上善若水”的道理，于是我想，这路上的岩障，我既砸不成碎石头，用作我批侃的基础，那就索性让我的思维，像水一样曲顺它吧。这顿悟式的一刹，是我一生读书的转机。我后来能读一点西方的经典，并略解其意，功劳要都归于索绪尔。至于书的内容，则我读完就忘光了。正所谓思维如刀，书籍如砥，想磨刀的人，是不必太计较砥的材质的。软硬、滑糙适度就好。

仅就可上台面的讲，传统文人的行为方式里，似有“名士的”与“雅士的”两橛。“名士”的特点，乃肆情，任性，于礼法、规矩、与雅道等（即那些在我们观念里，可与“文明”划等号的因素），不尽能守，其极端者乃至蔑弃。雅士则相反。他们谨礼法，重雅道，于事于物，皆有弃离粗鄙、致力精微的倾向。用现在的话说，可谓一代表了“原始主义”，一代表了“文明主义”。倘不失度的话，两者可说都体现了“中国文化最美好、最精致的部分”。但“名士”过了头，其弊在 “野”；雅过了头，其失在“伪”。

再有钱玄同的堂叔叔，因爱穿红缎子鞋、周作人等戏称为“红履公”的，据说即将他擅做的鸡蛋汤，称作“总理衙门汤”。盖“红履公”曾游学西洋，后行走于清朝的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本衙的颛顼与混蛋，深有所感。做鸡蛋汤，鸡蛋不能囫囵个，得打混了。故“总理衙门汤”，即“混蛋汤”也。

由我与美国人的浅薄的接触看，“雅”的一橛，在他们是不难解的，其不易解者，是“名士”的一橛。其缘由固有文化的隔膜，却也因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任务，乃在破立之间，故文化与政治的领袖，便多有“名士”派者，如鲁迅、毛泽东等。君子德风；风及“小人”，分寸把握不好，那结果就是“野”。

它们不怎么着墨与人，着墨于事，却用深心于大义。……还有的老辈，要“”通过自己的经历，以见国家兴衰治乱之迹。“这是《春秋》素王的用心，更容不得我说差。……又即便自己经过的事，我们也未必知其大义。如事而出就好了；强求大义，不过私智穿凿而已。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照这标准，唐诗可比作文人画；先秦，魏晋的诗，则如连环画与卡通。其中固有意境，但主要还是活泼的，有趣的故事。这些汉魏时代的歌谣，故事浑然天成，灵机飞动，虽用字简练，却无雕琢之痕，更切近我们今天的口语；不须太多的“文化”，便能晓悟其义。盖时代越早，越少经文人之改进，诗歌即越近于天真，越适合儿童。

语言与人心或文明的关系,是古来的老话题。霍尔姆斯(OliverHolms)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汉书》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则又以语言的腐败, 为世风腐败的一后果。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为起于思想的愚蠢。则知语言与精神的好坏,虽不知孰为表,孰为里,然互为表里,是可得而言的。今天汉语的污浊,亦自为精神污浊的一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