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朝清供》

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

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 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

四围山色临窗秀 一夜溪声入梦清

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 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 无论怎么写，都会有倾向性的。

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 写小说用的语言，文学的语言，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是视觉的语言，不是听觉的语言。

好的语言，都不是起里古怪的语言，不是鲁迅所说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常语中注入新意，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 平常而又独到的语言，来自长期的观察、思索、捉摸。

一个作家要养成一种习惯，时时观察生活，并把自己的印象用清晰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写下来也可以。不写下来，就记住（真正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的印象是不易忘记的）。记忆里保存了这种常用语言固定住的印象多了，写作时就会从笔端流出，不觉吃力。

古人说诗的作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可以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

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一向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以为中国的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一种以为宋人书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宋人宗法二王，而不为二王所囿，用笔洒脱，显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有人一辈子写晋人书体，及读宋人帖，方悟用笔。我觉得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但是二王书如清炖鸡汤，宋人书如棒棒鸡。清炖鸡汤是真味，但是吃惯了麻辣的川味，便觉得什么菜都不过瘾。

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 写一般文章也该如此。 要把一件事说的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急于要告诉人一件什么事，还想告诉人这件事当中包含的道理，面红耳赤，是不会使人留下印象的。 惟悠闲才能精细。 不要着急。

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的都很好。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

许多东西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还会想起董林肯和徐守廉。我觉得这是两个对艺术的态度极其认真，像我前面所说的，虔诚的人。他们身上没有一点明星气、流氓气。这是两个通身都是书卷气的搞艺术的人。 认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

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气死”（干酪），洋人多闻之掩鼻，对我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比臭豆腐差远了。 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的人爱吃臭。 过去上海、南京、汉口都卖油炸臭豆腐干。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吃而出了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化大革命”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 最高指示： 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这段还挺好笑的。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小时候的夏天，老早就起来了，刷牙洗脸后的头等大事不是吃，而是拿着粘蜻蜓的工具和小伙伴一起先玩一阵。我们这粘蜻蜓的工具和书中提到的粘知了的工具类似，只是我们用的是细竹竿加西铁丝圈。每一个小孩都有一个这样的工具，然后每天一大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露水还没有蒸发，要好的几个小朋友就出门区卷蜘蛛网，卷了厚厚一层，用来粘蜻蜓。

我所谓的"清香"，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好想尝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