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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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爱计算自己的不幸,而不会计算自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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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更好――廉价的幸福好呢,还是崇高的痛苦好?你说,什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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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是如此偏爱建立体系和偏爱抽象结论,因此宁可蓄意歪曲真相,宁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逻辑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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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能再爱了,因为,我再说一遍,我的所谓爱就是意味着虐待和精神上的优势。我一辈子都无法想象还能有与此不同的爱,甚至有时候我想,所谓爱就是被爱的人自觉自愿地把虐待他的权利拱手赠于爱他的人。我在自己的地下室的幻想的所谓爱,也无非是一种搏斗,由恨开始,以精神上的征服结束,至于以后拿被征服的对象怎么办,我无法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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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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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 我会有好一阵子把拥抱整个人类的愿望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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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出现的恰如其分,不多不少,刚刚好,就像一份已经调好了的调味品。这调味品由矛盾、痛苦的内心分析所带来的苦楚组成,所有这些痛苦赋予了我的恣情纵欲一种辛辣感,甚至赋予了一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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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有病的人,我是个凶恶的人,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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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竭力追求达到的整个目的仅在于这个一直努力的过程,换句话说,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在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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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十分虚伪,虚伪到就像被人剥去一整张皮,一碰到空气就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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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起了一段令我非常压抑的回忆。几天之前我就想起了它,自那以后,它就像一段恼人的音乐旋律,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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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越是什么都不知道,心里就越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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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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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愉悦感正是源于对自己所受屈辱清醒的意识,因为你们自己也能感觉到已经走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这滋味并不好受,但是除此之外又别无他法。没有别的出路,也永远变成不了另外一种人;即便还有时间和信心可以改变为另外一种人,或许自己不想了;而即使想,或许也会一无所获因为实际上也改变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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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太过丰富——这是一种病,一种千真万确、不折不扣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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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那些贤哲之士都异口同声宣称,人必须有某种正常的、某种高尚的愿望,其根据何在?他们又凭什么认定,人必定需要合乎理性的、有益的意愿呢?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独立的意愿,无论这种独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无论这种独立会导致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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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首先必须学会生活,然后才能去指责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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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不过是把我的生活中那些你们连一半都做不到的事情发展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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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的绝望!她脸朝下,趴在床上,将脸埋进枕头里,双手抱着枕头。似乎那极致的绝望快要冲破她的胸膛。她那具年轻的肉体不停的发抖,仿佛在抽搐似的。积聚在胸膛内的悲戚挤压着她,撕扯着她,最终变成歇斯底里的尖叫和呼天喊地,向外宣泄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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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而且我无论如何都想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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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我清楚,我不会妥协于现状,也不会因一次次的失败而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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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过多的意识——这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不折不扣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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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喜欢计算自己经受了多少痛苦,而不喜欢计算自己得到了多少幸福。可如果公平合理地衡量衡量,那他就会发现,他是痛苦和幸福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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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人的最可能的定义就是“一个两条腿走路并且忘恩负义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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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候,我没法把他赶走,就好像他和我之间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我们合二为一的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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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而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时而又想开怀畅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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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终究是人,而不是钢琴上的琴键,任自然规律肆意弹奏,但这种肆意可能产生一种危险,即如果没有日程表的话,人们就什么也不想做,什么都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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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一束光,照亮身边的人,其实就是为了向别人证明,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可以道德高尚、充满理性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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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冰冷、令人极端厌恶的半绝望和半信仰中,在这种因痛苦而清醒地将自己活生生埋葬在这地下室四十年的光阴中,在这为自己处境专门打造,但仍破绽百出的走投无路中,在所有因违背内心深处的愿望不能满足而深入骨髓的怨怼中,在这不断刚下定决心,下一刻又后悔的令人战栗的反复无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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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管你们想不想听,我都要说,并且郑重的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