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苦难》

在法国这个地方，实际上有两个社会，一个是羊群社会，最傻最笨，我就属于这群羊。这个就是实际存在的差别。社会上还有好多有毛病的事物，因为有人懂得法律，遇上行政方面的问题，不管是社会福利还是别的什么他们期待的东西，他们都有自己的权利；我们呢，我们得斗争到底。可是葡萄牙人呢，葡萄牙人里十分之一是废物，这跟别的种族一样（……）。这些人，你跟他们没啥好说的。可是，另一部分人呢，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我遵守我的义务，可是搞不懂，我的权利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您明白我的话吗？

他们发现，尽管曾经为取得相对的成功而欣喜，觉得虽然千辛万苦，终究被完全接纳，他们却忘记了享有稳定工作的人――以时刻警觉为代价――维持的是一种脆弱的平衡，重新坠落的危险始终存在。许多事件可能导致这种恶果：失业，丧失亲人，离婚，疾病，而且随时可能发生。不过，在做出社会原因无法解释的结论之前，必须看到，这一类变故只是一些偶然因素，除了在某些生活条件下极有可能发生以外，其作用很像扣动扳机，732能够触发一些在一些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潜藏的后果。一触即发产生的效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被施加于德姆拉夫妇这样的模范移民，他们自信已经成功融入了法国的经济和社会，他们也许高估了自己享有的保障。他们的苦恼和惶惑之所以强烈，是因为仅当变故发生之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缺少法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斯宾诺莎的这条格言，社会学者如果拿不出恪守它的办法，则纵然以之自律也是没用的。然而，如何指出按照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他们的办法？这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找到他们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以及能够说明这种必然性的理由。可是，怎样才能避免解说工作纠缠于个别案例呢？例如，怎样才能避免访谈笔录――连同其分析性导言――看起来像是一份冠以诊断书名称的临床病例？分析者的干预既非易事，又十分必要，因为干预者必须毫不隐讳地开诚布公，同时尽可能始终忘掉自己的存在。因此，我们将分析案例加以组织时，尽量把不同观点放在同一个阅读单位之内，让它们有机会发生交集甚至碰撞；这种体例还可以彰显得到直接分析的案例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