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文学》

语言清晰的最大敌人是不诚实。如果在你真正的目的和宣示的目的之间存有差距，你自然会选择长词和用滥的成语。

Men can only be happy when they do not assume that the object of life is happiness. 只有在不把幸福当成生活目的的时候，才可能会得到幸福。

因为我们思想愚蠢，所以语言变得越来越丑陋和不准确，而因为语言的败坏，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思想的愚蠢，问题在于这个过程是可逆的。

作家只有远离政治，才会写出好的作品。作家如果接受或者部分接受了某个政党的纪律，那他迟早会面临这一个选择：要么规规矩矩，要么干脆闭嘴。

所有对“个人主义”和“象牙塔”的攻击，所有信誓旦旦的诸如“只有在跟集体融为一体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个性”之类的陈腐谰言，都不能越过这样一个事实，即被收买的头脑，必定是个被糟践的头脑。如果没有自发性，文学创作就是不可能的，就连语言本身也会跟现在的完全不同。

极权国家实际上是神权国家，其统治集团为了保有自己的地位，必须装扮成是一贯正确的。

在一个没有法律、理论上不存在强制的社会里，行为的唯一仲裁者是公共舆论。但是，由于群居动物对步调一致又紧迫的要求，所以，跟任何法律制度相比，公共舆论的宽容度都要差些。如果人类受“你不可”这样的禁令的约束，个人尚可有一定的自由度；如果是受“爱”或者“理性”的约束，那个人就处于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只好像其他人那样去行为和思考。

人之所以为人，恰恰在于人不追求完美，人愿意为了忠诚而去干坏事，人不会为了禁欲而使友好的性交成为不可能，人最终会做好被生活打垮和击败的准备，这是将自己的爱系于另一个个体时无可避免的代价。

人类中大多数群体，并不是那么自私，大概在30岁以后，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作为个体的感觉――他们主要是为其他人活着，并且在劳作之中慢慢地萎顿下去，但是，也有少数天赋高，意志强的，他们决意要过自己的生活，作家就属于这种人。

我们对一堵墙的最低要求是，它得立着。如果它立着，那就是一堵好墙，至于立着的目的是什么，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堵墙，也应该被推倒，如果它维护的是集中营

集权国家实际上是个神权国家，其统治集团为了保有自己的地位 ，必须装扮成是一贯正确的。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一贯正确，所以有必要重新安排过去的事件，以显得这个或者那个错误根本就没有犯过，或者，这个或那个虚拟的胜利确实发生过。每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都需要对原则进行相应的改变，并且披露重要的 历史数据。这种事情到处都在发生，但是，在那些只允许一种观点存在的社会，这更容易导致彻头彻尾的伪造。实际上，集权统治本身就要求不断改变过去，而且，从长远来看，可能也要求对客观的真实的不信任

比如民主一词，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各方也反对给它下一个确切的的定义，大家普遍感觉到，如果我们说某个国家是民主的，那是在夸奖。因此，为各种政体辩护的人都宣称那是“民主政体”，他们担心一旦该词的确定含义被确认，就再不能使用。

危害个人自由的最凶恶的敌人，正是那些最需要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