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来无恙：香港电影(1997-2017)》

出生于上海的王家卫早年随父母移居到香港，但他对童年的城市有着相当浓厚的感情，这也塑造了王家卫与生俱来的脾性。因为深受鲁迅、施蛰存、穆时英等作家的浸润，王家卫的电影中总流露出颇为暧昧的上海风情――不断地呈现出大都市的现代性特质――一种有关漂泊、无家、寻根、爱情等游离状态。

陈果的浪漫主义是惨烈又内敛的，他大约不是看不到香港光怪陆离、迷乱眼睛的美，只是那漂亮太过张扬，不适合哀乐。正如他会将《香港制造》比作搁浅在树枝上的断线风筝，就像对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是美而抓不住的青春的解读。

早逝的青春和爱情需要一个信物留念。出现在《香港制造》前半段的阿珊的遗书或许算是一个很合理的信物。阿珊已死，她对爱情的困惑留在了字迹里。信从被阿龙捡到就被视为不祥之物，后来却是三个人共同拥有的小秘密。他们根据遗书内容找到了阿珊就读的女校，戳穿了道貌岸然的体育老师，又找到了阿珊的住址，扰乱了痛失亡女的老夫妇，成为他们单调沉重生活里唯一的插曲。这封信几经周折，还是跟着中秋三人，最后变成中秋无处倾诉心事的承载体。三个人相继死去，青春的灵魂早拥抱在一起，阴阳相隔的理解和体谅，是《香港制造》里对温情最后的注脚。

电影世界的单纯多数是由电影人物的单纯作为基石的，中秋就是这个下沉世界中奋力向上游的稀缺品。他看到的世界，局限、颓态又珍贵。他看到的阿屏，是忘了癌症、享受生命最后光阴的姑娘，是主动搭讪古惑仔并跟他牵手上街的姑娘。她大概与岩井俊二《梦旅人》里的“乌鸦”一角异曲同工，崩溃边缘，绽放了高于常人几倍的美。人生经历有限，阿屏在坟场伤感死后的世界，很快又放下对自己生命的留恋，呼喊着素未谋面，早已告别人世的阿珊，仿佛这生死的距离早已瓦解，她们漂泊的灵魂在阴阳之间互为参照。中秋眼中的阿龙，跟袖中藏刀、手中紧攥着枪的人不一样，白痴不懂自危，他只会帮中秋抱着西瓜，送给阿屏。每一次阿龙爆出鼻血，都被中秋戏弄调侃，而当他真正流血，贴在阿龙脸上的卫生巾也显得儿戏，大约纯

曾经以为王家卫的电影无非是红男绿女的小情小调，只是加点“恋物癖”倾向，对所有道具充满迷恋，故成全了香港 Icon“墨镜王”。诞生于新千年交替时刻的《花样年华》是王家卫最精致的一部作品，他将所有情怀都放在这部电影里，成就了不一样的上海人和不一样的王家卫。

被影迷过度浪漫化的香港，从不缺乏风格化的审美，遮天蔽日的招牌、时空隧道一般的半岛扶梯、胡说八道仍然能言中问卦人心事的算命师傅，甚至几碗街边的碗仔翅，都是这座城市温情细节的体现。《香港制造》的情调则彻底与过去分道扬镳，热血已彻底燃尽，电影只剩颓败，只有生命垂危时奄奄一息的无力与消沉，它以丧为美。看着中秋、阿龙、阿屏在坟场恣意嬉戏追逐，观众切身感受到他们不是自欺欺人，仿佛他们曾在人行道被暴晒的，不只是皮肤，还有一个四处冲撞、淤青已久的灵魂。

结合港人彼时迷茫的心态，这种颓态更叫人无法抗拒。也许当世界的烟花燃尽的那天，也会有人为灰烬作诗。正如见证着香港电影走向衰败的影迷每一次重温《香港制造》，总会回到当时的语境里，郑重其事地参与对这座城市一段历史时期的告别，而中秋，就是这场告别的代表。

香港是一座浮城，人们早把他乡当故乡。这种流离心绪早在 1949年后就充溢在南迁影人的内心深处，对故土的感伤情绪隐隐作痛，这种情绪从 60年代盛极一时的邵氏经典古装片中可见一斑：张彻拍了近百部江湖故事，不厌其烦地叙述乱世恩仇；李翰祥则借历史奇情以怀古；胡金铨的武侠中，把时代背景放置在乱世明朝以隐喻香港的离散经历。

作为海派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李欧梵在《现代性的追求》中如实地剖析了“新感觉派”小说的与众不同：“穆时英和刘呐鸥热衷于都市的世俗生活，非但把都市的物质生活女性化，更把女性的身体物质化，与汽车、洋房、烟酒、舞厅联系在一起，像是一种商标和广告。换言之，他们用女性的形象来歌颂物质文明，拥抱现代化，表现出一种既兴奋又焦虑、既激昂又伤感的情绪。”从这个表述看来，王家卫的电影无疑是“新感觉派”的镜像呈现。

颓态尽显的人物让《香港制造》透露着绝望的气息，电影似乎无意宣扬希望，处处都是蹩脚的人生戏码，处处都是有力无处使的愤懑。只是，当中秋每天早晨晾起自己的内裤，狭小的房间被滴水的内裤弄得湿湿漉漉时，你突然发现中秋那句“每一个飞机都是为你而打”不是一句玩笑，频繁清洗的内裤，来不及晒干要塞进冰箱冻干的内裤，仪式像是比内容更重要。夜晚助长了性幻想，白日滋生了对爱情的想象，日复一日，压迫的环境催生了旺盛的荷尔蒙。爱情，是《香港制造》不曾凋零的浪漫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