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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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必须基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所以只能自己动手“边做边学”,否则永远也学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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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信息复杂,不可信的信息比比皆是,而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上级在提拔下级时,除考虑工作能力外,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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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不仅是技术的汇聚点和创新平台,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产业链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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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债让债务人不好过,赖账让债权人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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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乐观时往往会低估负债的风险,过多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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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资产回报更高,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以及应对风险的手段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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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重视质量而下级重视成本,下级为了降低成本会不惜损害质量。这种冲突并不总是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便没有信息问题,也有能力问题。只要上级没有能力完全取代下级,这种冲突就可能会发生。此时放权会降低质量,收权又会降低工作效率,就需要妥协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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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该不该做?要做到什么程度?怎么样算做得好?做好了算谁的功劳?做砸了由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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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奇迹”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 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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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岸边只看到波澜壮阔,看不见暗潮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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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之内,产品的流动和市场化最终会带来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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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了才是宝贵经验,失败了只有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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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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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本化的魔力,在于可以挣脱物理属性,在抽象的意义上交易承诺和希望,将过去的储蓄、现在的收入、未来的前途,通通汇聚和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使其价值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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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有句顺口溜流行很广:“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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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权力,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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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部门的负债对应着另一个部门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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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复杂多变,持续地收集和分析信息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代价不小。 所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或者说能以更低代价获取信息的一方,自然就有决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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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疆域广阔、 人口众多,建立和打通全国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实现货物和人的互联互通,难度不亚于一次小型全球化,需要多年的建设和制度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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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的技术升级和成本下降,只有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市场应用中才能逐步发生不可能只依靠实验室……研发和创新从来不只是象牙塔里的活动,离不开现实市场,也离不开边干边学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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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源于人性: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借钱时总觉得将来能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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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说不清的情况很多,权力就一定会向个人集中,这也是各地区、各部门“一把手负责制”的根源之一,这种权力的自然集中可能会造成专权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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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压力根本之道是增加供给,而不是限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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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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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收入不仅受限于教育和技能,也受限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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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拼爹”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话,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便会下降,不安定因素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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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最多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一些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但政府不能帮助企业克服最大的不确定性,即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和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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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猛烈的经济刺激,对提振急速恶化的经济很有必要,但大水漫灌的结果必然是泥沙俱下。财政状况不佳的地方也能大量借钱,盈利前景堪忧的项目也能大量融资。短短三五年,地方政府就积累了天量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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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鼓传花的游戏,传的是什么东西不重要,只要有人接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