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

在清朝这样一个不正式公布合法继任者的国家，权力的传承是一件可怕而又不可预测的事情。清朝的满洲统治者不像前代王朝的汉人统治者那样，自动立长子为皇储，而是以与其政治传统相近的蒙古和突厥人的方式来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一个统治者死后，他的至亲与上层贵族一道，召开会议来决定在皇帝之子或其他男性亲属中谁最有资格成为继任统治者。尽管这种方式有爆发争斗之险，但也有利于确保领导权落入能人之手。雍正帝之前的所有清朝帝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推选登基的。但是，雍正除外。

我们很难了解乾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年轻人。官修史书将他描述为一个聪明、脾气温和和恭谨谦让之人。这与其弟弟和亲王弘昼的贪婪、懒惰且对待礼仪非常轻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他的弟弟喜欢举办自己的葬礼，由自己扮演死者，“宾客们”要号啕痛哭，以博一乐。这种轻浮让乾隆颇觉格格不入，甚至让他厌恶。我们还知道，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乾隆也非常喜欢学习，并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自豪。

欧洲的一些作家也会赞成这种观点：伏尔泰（Voltaire，1694―1775）就非常欣赏乾隆的文学素养，他在写给腓特烈二世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的信中谈到了《盛京赋》，伏尔泰写道：“我很欣赏乾隆诗中透出的那种轻柔和美德。我禁不住要问，乾隆统治着这样大的一个帝国，怎么还能够有时间写出这样的诗篇呢?”但是，在看了《盛京赋》后（1770年在欧洲已有法文译本），腓特烈大帝只是淡淡地表示此诗“并非欧洲风格”。多数现代读者在这点上可能会同意他的观点。

“漫长的18世纪”，须知这并不仅指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而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甚至已经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个概念在欧美学界被广泛认知的时间已经有20年甚至更长，也有一些论述早已译成中文，但在中国学界迄今鲜有回应者。我们仍然习惯以“康乾盛世”的传统说法，以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描述它，而没有意识到，从这里入手来看待清朝，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中国传统社会循环往复的盛衰规律来看待，才能够使我们对乾隆时代的研究有更多元更深层的理解和实质性的突破。

确实，他对马戛尔尼勋爵提出的问题，让人觉得他对欧洲地理的了解非常肤浅：“他问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的关系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格兰不远，是否向英格兰朝贡？”但是，如果乾隆能够抽时间去查询一下多年前传教士们为他绘制的地图，就不会问出这样简单的问题了。毫无疑问，乾隆对于西方地理是非常熟悉的，他甚至让蒋友仁在圆明园一座大殿的墙上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他知道欧洲出现了大麻烦，即法国爆发了革命，也知道俄国宫廷中当前的阴谋。乾隆是一个可以不厌其烦地去纠正他所看到的文字中的语法错误的人，怎么可能会假装不知道英国和俄国的相对位置呢？如果乾隆一再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那么他很可能是故意为之。

在中国政治人物中，唯一在书法方面可与乾隆相媲美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他的书法作品不仅为人称颂，而且同样遍布中国各地。

乾隆与雍正的复杂关系或许并没有乾隆与康熙的关系那么为人所熟知，然而，雍正对乾隆的影响却丝毫不逊色于康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雍正对弘历也寄予了厚望，否则他也不会选择弘历作为继承人，或是煞费苦心地在1722年春将弘历引见给康熙。有证据表明乾隆确实可谓雍正的掌上明珠。例如，1723年，雍正作为皇帝首次主持祈谷大典（每年最重要的礼仪，正月举行，以祈获丰收），曾赐乾隆胙肉分享。这一姿态象征着雍正对乾隆的信任，也预示着皇上的抉择。当年晚些时候，雍正决定秘密立乾隆为皇储。乾隆之弟弘昼对此也有记载：“吾兄随皇父在藩邸时，朝夕共处，寝食相同。及皇祖见爱，养育宫中，恪慎温恭。皇父见之，未尝不喜，皇父闻之，未尝不乐。”

无论如何，必须承认20岁的乾隆看上去确实非常严肃认真。在他本人给这个青少年时期的文集所作的序中，确有许多值得赞美的描述，可以反映出他所受到的儒家学说的熏陶：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检所行。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于言行不相顾，能知而不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其中也有这样出人意料的坦诚：内反窃深惭恧，每自念受皇父深恩，时聆训诲，至谆且详，又为之择贤师傅以授业解惑，切磋琢磨，从容于藏修息游之中。他知道自己迟早有一天会成为皇上，似乎偶尔会因此而失眠，并感到些许担心。弘历因此而感到苦恼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也是人。但是，在审慎地培育着一个几乎如神一般之形象时，他通过这样一种坦率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仁慈，确实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尤其在考虑到他后来的经历时就更加如此。

经年累月的过度劳累给这位57岁天子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雍正四年时，他已积劳成疾。然而，雍正身边的大臣仍然难以说服他松弛紧凑的日程来休息一下。通常，雍正每天清晨五点钟开始第一次朝会，午夜时起草最后一份谕旨。现在，他又出现了不适的症状。起初他还能在病榻上处理国事，但在24小时后，他突然变得非常虚弱，除了接见他的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皇子（其中一个是宝亲王）外，无法处理其他任何事情。他的两个儿子整天都焦虑地陪伴在他身边。

所以，明朝有时会煞费心机地在该地区刻意培植不稳定的因素，然后再以一个维和者的面目出现在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