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我最希望读到的，是通俗的语言表达高深的思想，最不喜欢读到的，是用高深的语言表达浅俗的想法。 事实上多少人因为做到了后一种情况而沾沾自喜啊

要做淡定的一小撮，而不是狂热的大多数。

人类的愚蠢在于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

我们之所以对这个时代特别的求全责备，只是因为“这个”时代和我们息息相关、须臾不分，我们忧心忡忡，并非因为这是最坏的时代，而是因为我们身陷其中，所有的希望和绝望都寄托其上。

适度的痛苦让人喋喋不休， 而太多的苦难则让人们默默承受。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把自己交付出去，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或借口，那个曾经能够让我们"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的"信仰"不见了，每个人都提溜着无处安放的自我在人群中游荡

一种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一个无从选择的幸福生活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

第一眼瞥去，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

适度的痛苦让人喋喋不休，而太多的苦难则让人们默默承受。 所谓沉默的诗意，或者诗意的沉默，并不是里面只有鸟语花香曼语轻歌，没有血泪苦难和绝望，而恰恰是拽着眼泪和一无所有时的哀恸，是穿山越岭返乡之路的跌跌撞撞，是知其所来知其所终的安天知命。

生存的质感如此紧密，以至于你以为是在用一刻去体认一生，用刹那来代替永恒。

原来中国历史上对三光还有另外一番解释：范仲淹批评朝政，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生被贬放三次。第一次送行，朋友们说，此行极光。第二次，朋友们说，此行亦光，最后一次说，此行尤光。他笑答，仲淹前后三光也。

当不公平是社会通则时，最大的不平等都见怪不怪。但当一切都已或多或少抹平时，最小的差距都引人注目。

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

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去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在常态生活中以良民心态逆来顺受，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又以臆想中的暴民面目骂娘。在良民与暴民之间，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公民。

对于方孝孺这类“活得不明白”的人，我们的传统是把他们叫做“傻子”，外国人不是这样，“傻子（idiot）”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的原义是“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这个观点真是有趣，它与中国人今天对傻子的理解恰好满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称那些不关心个人事务只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傻子。

人具有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人具有不正义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

我越来越认同昂山素季的这个说法：“真正的变化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 只有经历了如此这般的内在变化，你才会和自己停战，才能够学会“不自负、不迟疑、不傲慢”。

太过轻易地委身于人，总让人怀疑之前的挣扎缺乏真诚。交付之后便意志坚定地把它当作福音传递他人，则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蒙昧，哪怕它以信仰的面目呈现。

存在的质感并不取决于事件的堆积，生命的丰盈其实更在于内在化的体认与理解。

和一种文化，一座城市，一个人，一条狗，一本书，一首曲子…… 建立起关系，需要独特的现实感知力和历史因缘性。正是这种无法 被量化和还原的特殊记忆让我们成其为我们，让我们了解那种只有我们才了解的好。

古希腊有个词叫做“arche”，主要的意思为“开端”和“主宰”。这个概念隐含了古希腊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开端主宰着一切！

电影的高度取决于生活的高度。

也许作为群体的存在勇气的确来自于某些宏大叙事的端情,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存在的勇气只能源于某些隐秘的焦虑,那么你和我的焦虑在哪里呢?

这一刻，我们终于可以逃离生活狂流的席卷而去，命运不公的永劫轮回。

人天生求理解。可是理解之难,正在于它不仅需要双方梳着偏分、打着领带、彬彬有礼地互相打招呼,更需要把各自的表述嵌置到同一条生活之流之中。

个人道德观念对他人并不具备天然合法性。

范仲淹批评朝政，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生被贬放三次。第一次送行，朋友们说：“此行极光。”第二次大家说：“此行亦光。”最后一次说：“此行尤光。”他笑答道：“仲淹前后三光矣。”…… 外国人其实说得没有错，一来他们没说中国“没有”殉道的人，二来中国虽然有杀身成仁的传统，但这样的传统从来只在文字上提倡提倡，更多的人只想安静地生活，或者簇拥在“前后三光”的范仲淹左右与有荣焉。

适度的痛苦让人喋喋不休， 而太多的苦难则让人们默默承受。

我越来越认同昂山素季的这个说法：“真正的变化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 只有经历了如此这般的内在变化，你才会和自己停战，才能够学会“不自负、不迟疑、不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