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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是获得快乐者的财产。人有和任何人一起睡觉的“自由”,妨碍这种“自由”的既不是不知所踪的神灵,也不是被冠以“正常”之名的惰性习惯。只有嫉妒才是可怕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只要可以没有嫉妒,有关性的各种禁忌想必也就全都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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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自己的悠然自在,不是活得轻松得多吗? 假如所有男人读了石津的书,做出同样造型来的话,会变得怎么样呢? 假如坐在地铁位子上的七八十个工薪族一起掏出烟斗,一起将烟斗换到右手,再放到嘴巴稍微靠右一点儿的地方叼着,那会是怎样一幅风景啊? 那或许会让人仿佛看到一幅恐怖漫画,比《花花公子》的撰稿家加恩・威尔逊的恐怖漫画更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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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一个老少和睦的幸福家庭里,有一天突然有谁提出“我想改个名字”,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势必都想知道这个要改名字的人有什么不满。 而如果此人说不出任何理由的话,大家也许会劝阻道:“别干这种事。”因为至少他们都认为改名是不幸者才会做的事,是为了“摆脱自我”而采取的手段。 这件很久前的往事在心中挥之不去,不能归咎于廉价酒使我喝得醉醺醺,也不能埋怨投币式唱机里西田佐知子感伤的歌声唤起了我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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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享受最为活生生的真情实感的时候,就是能够在不摆造型也没关系的安心感支撑下热衷于某件事的时候。 我不想过于相信造型的功效。 不,更准确地说,造型只会逼得你变成一个花花公子,把你塑造成一个只会看着别人眼色行事的没有主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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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当了妓女, 第一个客人大概会是来自雪国的吧。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把以前买的书全都卖给旧书店, 然后去买全世界最好闻得香皂。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为满腹悲伤郁郁寡欢的人插上翅膀。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会使自己留有太郎气味的小窝一直保持清洁, 不过对不起,谁也不让进。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在太阳底下洗衣服,哪怕大汗淋漓。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要记住把安德罗墨达变为手镯的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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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桌上放着畅销书――石津谦介写的《实用男子潇洒学》,我挠下来的头皮屑正唰唰地落在翻开的书页上。 石津谦介的这本书并不适合我。 他说:“吸烟时的手势也是需要造型的。所有动作都有一定的规矩:吸之前怎么点烟,打火机怎么拿,火柴怎么划,在此之前怎样从口袋里取出一盒hi-lite香烟,怎样从烟盒里抽出一支cigarette来(注意,他说的是cigarette)……” 而且他还指出:如果抽烟斗的话,“也得用右手拿着烟斗,放在嘴巴稍微靠右一点儿的地方叼着,那样才显得潇洒。” 然而,我们有必要为了给什么人看,就连抽烟也得摆出造型来吗?其实,爱怎么抽就怎么抽,忘掉你边上还坐着一个女孩,只管“噗……噗……”地对着天花板吐烟圈,那才叫悠然自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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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间有许多种。坟场里有单间,独身公寓也是单间。 而说到用来与素不相识的生客两人共处一室的单间,则只有土耳其浴室了。 蒸汽弥漫的土耳其浴室单间。 造访那里的男人和等着他的陌生女人,或许会令人联想到这个漠视人性的大城市中唯一的亚当与夏娃的邂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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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津还写道: “吸烟斗的姿势,是思维型男子的一种造型。喝酒的时候也是有造型的。必须随时注意保持一种有人正看着你的意识。任何时候都要摆出造型,这句话虽然听上去似乎非常装腔作势,但不管是吸烟的时候、喝酒的时候,还有从厕所出来的时候,都不能忘了造型,造型。摆出造型,就是意识到别人的存在。而潇洒,就是从造型开始的。”石津表达的是一种很适合他人取向型社会的思想。可是你们能够那样一直摆出造型来吗? 在厕所中蹲下去的时候能够摆出造型来吗? 当牛哄哄的出租车司机拒绝让你上车,气得你跟他扭打起来的时候,还摆得出造型来吗? 你挠脚癣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摆出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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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不管自己想一起睡觉的那个对象是父亲还是母亲,也不管是老师还是第一次见面的人,肯定都能与其轻松地相互爱抚,就像喝一杯咖啡那么简单。因为现在没有人不知道,所谓道德什么的,说穿了,不过只是掌权人为了维持秩序和保护自己才编派出来的东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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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很爱看西条八十的纯情诗集。有一天夜里突然醒来,我望着妈妈的睡脸心想:“假如这个人不是我妈妈,那我的亲生母亲在哪里呢?”听着津轻海峡潮涌潮退的涛声,我感到心里痛苦极了。 然而不久以后,我得知“初”原来是妈妈的本名,因为觉得这名字太土,才改成了秀子。但我不仅没有因此放下心来,反而感到有点儿失望。 “现实中的人生是无法像纯情诗集那样浪漫的。”我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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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你当个无礼公子――这不是印刷错误,确实是“无礼公子”这四个字。 无礼公子是什么意思? 按照我的定义,就是自由人的意思。也就是那些多少有点儿让人头疼,但活得悠然轻松的人。 让我来介绍一个无礼公子(其实就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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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死”因为是虚构的,所以无非是图个乐子。但在不知不觉间,我们迷失了虚与实的界限,就开始满心期待“他国的战”了……但请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所居住的场所也只不过是一个“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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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普尔小姐超爱八卦,甚至借野鸟观察之名买了望远镜用来窥视别人的生活。 照这样描写,她简直就是一个到处都能见到、令人讨厌的老太太。有趣的是,这位老太太,一件接一件地解决了连警察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件。就好像日本的弃老山传说,本该被抛弃于深山的老太太回到村里,帮儿子接二连三地解决了疑难问题。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已经无法成为劳动力的老太太,有时候也能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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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魔术被推上了舞台,白日梦变成了“作品”被封印在舞台的虚构性中……在当今这个时代,整个社会的柔型结构早已强有力到你无论做什么都会被“杂耍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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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数现在作家而言,机器人是现实人类的比喻,并且通常象征那些被抹杀的人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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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笑他人身形巨大,最终也会因自身的巨大而哭泣。文明亦是如此,切切勿忘,切勿因“退入平均”而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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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另一个我最珍视的人”送往巴黎去见大仲马,坡自己留在巴尔的摩,度过了穷困潦倒的青春时代。 也许,如果坡被追问的话,他会写下这样的句子吧: 我乞求所有热爱正确的时间与卷心菜的人们的帮助 。请相信,我去了巴黎,我又没有去巴黎。我,于我自身而言,是另一个我。让我们恢复传记应有的的秩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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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傻话,克莱曼蒂奴,我跟你打赌!你要是长出胡子,我就给你25个金路易!”票据行的奥斯卡・贝隆说道。 “好啊。”克莱曼蒂奴不服输地回应,“两个星期之后请来看看我的脸吧。到时候你可别哭!” 从那天之后,克莱曼蒂奴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步也不出去。 她每天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脸,一看就是一整天。不久,她的脸颊与下巴上就被像小针尖似的褐色短胡须所覆盖。她开始用小刷子打理胡须。 两周后,奥斯卡・贝隆彻底输了。他赖掉了赌注从此不再上门,不过长胡子的克莱曼蒂奴的咖啡馆倒是生意兴隆,因为只要一杯咖啡钱,客人们就能看到她的胡子。 克莱曼蒂奴的小店一下子顾客盈门,她也成了小镇上的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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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谁不从自己的记忆里解放出来,那他就不能算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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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才是人类真正的活动形态, 清醒的时候只是在收集做梦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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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缠足的少女们(或是娼妓们)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自由。他们连“脱鞋”这种爱的行为都无法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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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道一提的是,我选出的克里斯蒂前三名作品为《罗杰疑案》、《无人生还》和《东方快车谋杀案》。《罗杰疑案》的叙事者竟然就是凶手,这一点推翻了推理小说的常理,通篇充满着令人意外的情节;《无人生还》为鹅妈妈童谣谋杀系列当中的杰作;而《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所有人都是杀手,实在是奇特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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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无论是谁,即使身为人母,他们也没察觉到这一点吧――处罚别人时,人们总会以为自己就是神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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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爱只有一种表情的一百个女人,和去爱有一百种表情的同一个女人,差异似乎并没有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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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出发的好天气。阳光很灼热,但东北风很强,感觉很凉爽。和负责行李的挑夫们也谈妥了运费的问题。一切准备就绪。尽管如此,当我往青蛙背上骑时,还是把它们给压扁了。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二月中旬前无法到达安第斯山麓的话,南美的冬天就要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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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假诈骗的庄家或赌客,会先将骰子点数雕刻得比较深,然后在每个数点里加入水银,改变骰子重量,再涂漆盖住,这样就能暗地里控制点数。天冷时为了不让水银结冰,就会一直将骰子放在腹部摩擦,以防水银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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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的历史不完全等同于蔑视女性的历史。在交换、赠予的问题和娼妓的卖春行为之间纠结的,是真实的人生。或许可以说,只要有孤独、逃离不幸的欲望,或贫困存在,娼妓这种“邂逅”的剧目就永远不会消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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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的奥弗涅有个习俗,每当一对男女要结婚时,双方都要带上各自的床。但是,睡房里只能放置一张床。于是,听老人的谏言,在月经来时把第二张床放入另一个房间,这代表着夫妇两人之间依然保有独立、自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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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是一种独占。威廉・惠勒的电影《蝴蝶春梦》,描写了一位搜集蝴蝶的孤独青年。他认为一只蝴蝶是某位少女的化身,因此捕捉蝴蝶并将之关在地下室的昆虫箱里,想独占蝴蝶。这里清楚地呈现了惠勒的主题:“搜集”等于“独占”,搜集是一种性压抑的补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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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支配着流行的搞笑文化的魔法师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去”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