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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与死亡,都不能盯着看。” 不是的是,太阳以其灿烂刺痛我们的眼睛,而死亡以其阴郁无情,刺痛我们的心。人生自古谁无死,本来没什么好大惊小怪;但是,一个专门置人于死地的制度,毕竟不能叫人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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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去拯救一个意志瘫痪的小可怜、让他此后可以永远躲在强壮的羽翼下受到保护;而是扶持、陪伴着,知道这个人有一天会挣脱受害经验是与他的恐怖、继续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勇敢前进,而且身手不凡。如同尼采说的:“杀不死我的,将使我更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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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某某某罪大恶极,那里面究竟有多少是事实,而有多少事媒体折射再折射后所形成的条件反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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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论的不是生命的可贵,我的论点是杀戮的艰难。唯其如此,我们才保住了好人与坏人之间,那一点点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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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纵然恶性重大,或者一心求死,都不能令国家的杀人之举获得正当性。因为重点并不是在于审查那个人该死与否,而是在审查国家的权力界限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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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出路是:检视马可・波罗的陈述,不再当被动的受众,对媒体讯息照单全收,而要当主动的公民,负起分析与判断的责任。要分辨马可・波罗的实话与谎言、洞见与偏见;要思考马可・波罗的对不对,更要自问,马可・波罗没说的是什么? 这也是我们的出路:批判性地检视媒体,以便进一步了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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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民主与宪政的紧张关系说起。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多数决,少数服从多数。但是这个基本原则有没有底线?倘若多数决定役使少数为奴,可以吗?倘若多数决定不要共和国了,要回复帝制,可以吗?民主都是人民付出代价抗争而得,可是使人为奴或恢复帝制,恐怕有违志士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初衷。如果用形式上民主的手段,得出一个实质上反民主的结果,那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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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到自己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的情景。当时,一名死囚即将被执行枪决。临刑前,他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没处理过这类情形,一脸疑惑地看向负责现场指挥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下令:“给他挪挪。”然后告诉在场所有人:“大家要记住,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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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走动的鬼影,一个可怜的角色。 时而昂首阔步,时而苦恼低回, 如此读过他的演出时间,然后便无声无息: 人生是一则故事,说故事的人是个白痴。 故事里充满了声音与愤怒,但什么也没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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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鸡儆猴本来就是不对的。杀鸡唯一的理由只能是“鸡该杀”,不能因为“要杀给猴子看啊”。如果鸡会说话的话,鸡会问:“那为什么不杀猴儆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