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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海口的渔火都灭了。我已经走到一条路的尽头,只盼望你愿意陪我转到那条足迹较稀的岔路上去。回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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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冷酷无情” 老人说,“没有人比巴勒斯坦人更清楚。'我在城里活了一辈子,可是每次到约旦看亲戚回来,我还得办以色列签证才回得来----'你听过什么人回家得办签证的吗?”是的,我听过,当年,持中国护照的台湾人要回台湾那个自己的家,是得向日本人办理签证的,这就叫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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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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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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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重来一遍,我会少一点傲慢,少一点吝啬;如果可以重来遍,我会认真地用我的语言跟你分享内心深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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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幸福就是,在一个寻寻常常的下午,和你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电话平淡问道,“我们正要去买菜,要不要帮你带鸡蛋牛奶?你的冰箱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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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在听一个不可及的梦想,又仿佛在夜行暗路上突然听见熟悉的声音,轻轻呼唤自己的名字,带点不可思议的向往与情怯:是啊,太湖边,柳树下,线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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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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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灯初上的外滩,我看见情侣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饭店前有西装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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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的女人,婚前也许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发现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只上半天课,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洁妇、厨师、司机兼园丁,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她变成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费的配偶。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走过德国的小村镇,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女人在晒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 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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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说,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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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那么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国外的报上曾经读到一份联合国发出的文件,说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殴打的情况普遍,呼吁瑞典人成立保护男人组织,拯救被虐男人。在欧洲,瑞典的男女平权被认为是最进步的,可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我来不及深究,因为眼前这个上海男人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怎么怕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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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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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败坏的过程,其实就是走向失去。于是,所谓以智慧面对败坏,就是你面对老和死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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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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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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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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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地过去了,甚至夜夜来吊唁的蝶梦也冷了。是的,至少你还有虚无留存。你说,至少你已懂得什么是什么了。是的,没有一种笑是铁打的,甚至眼泪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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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其他的人,会经历结婚、生育、工作、退休,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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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讯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作假的空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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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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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昏黄,不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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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你的"期待", 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 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成为把你绑死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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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行走,身上没有一个包袱,手里没有一张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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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需要经验的积累,灵感需要孤独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积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了名嘴,使名嘴变成了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了聒噪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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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伴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了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做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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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疼的伤口,你不敢去触碰;太深的忧伤,你不敢去安慰;太残酷的残酷,有时候,你不敢去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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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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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最后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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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向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然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