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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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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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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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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借,至于今而始言建国焉,又必以抗战而始可言建国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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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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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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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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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矮却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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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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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说:“至人无梦”。这一境界,便是告诉你心象安恬,精神平帖,全人格协调一致,你心里没有反复不安的分子潜伏着,那种心态一到日间,自然神志清明,天机活泼,可以泛应曲当。《易经》上说:“通昼夜之道而知”。便是此种境界。 你若太凝视一个字,凝视得太集中,太紧张,反而对这一字形惶惑认不清。你若使劲要找地下一个针,用尽你的眼力,那针反而找不到。你能放松些,散淡些,让你的视力天机用事,那针忽而会自己投进你的视线,无意中覕见了,全不费力。这是你易懂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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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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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以往的政治论,宰相权给皇帝拿去一定坏。 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也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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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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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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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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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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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历史,便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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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勘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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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如一片枯叶,任由狂风吹飘。他是在大时代中无足轻重的一粒沙、一片叶,但杜诗变成了史诗,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整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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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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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创作难,模仿则容易发生毛病,但讲文学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学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后来模仿它的,却变坏了、杂了,因此又得有文学的翻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但并非全是白话文的变化。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该看重曹氏父子所领头的建安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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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作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曹操在军中,意态安闲,如不欲战。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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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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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赋这方面,到了三国时期,有王粲出来,初在荆州,后从曹操,有《登楼赋》,以流亡分子的身份写成,只寥寥数百字。当时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死,魏文帝曹丕写《寡妇 赋》。 此种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到了曹氏父子,可说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谈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却生出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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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凡一百三十篇,计共五十二万余言。《史记》虽然是记载真实历史的史书,所谓“文章同史”,所以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俗语说:“千古文章两司马。”或说:“文章西汉两司马。”也有人说:“唐诗晋字汉文章。”如有人问汉代的最佳散文作品是哪部?则非司马迁的《史记》莫属。 我人从《史记》这部书已可解决有关西方文学的难题。西方人一直认为道德意识是不能加进文学中去的。如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等大文豪,无不有如此想法。自从《史记》面世以后,其书有道德思想融入作品中,却并不损害其文学价值,即如我国的屈原、杜甫等大家,亦是把道德思想融入于其文学作品中。在文学中可以将道德与人生合一,讲公的人生,有其最高的人生境界,《史记》讲的是整个时代的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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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避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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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他认为: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纵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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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曹操已受汉帝之封为魏王,封地并赐九锡,照老例,他所写的《述志令》应该庄严端重,曹操却写得轻松而有亲切感,正如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一般。按照当时外交辞令,应合乎当时政治文体,是要下令的,但他只是“述志”,只谈些从年轻时期起的生活琐事,不成其为令,讲述自己赤裸裸的一生,以朋友的口吻闲话家常,却成了一种风格与前不同的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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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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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 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 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但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