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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又有一问题,就是:“历史需要文学吗?”这亦可从《史记》得到充分的答案。可以说,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前面已经谈到“文章同史”,且《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都是活的、生动的。并且从文学作品来说,“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史记》是极为形象生动地来描写人物…… ……故太史公在《史记》中所写之酷吏、货殖、游侠及封禅诸作,都是为了发抒自己只感慨,但全是如实的信史,富有情感,且把自己也加入进去,却公证而不偏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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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就帐籍制度言,可见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而且任何一制度,也必与其他制度发生交互影响。故凡一制度之成立,也绝非此制度可以单独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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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为学先必有一种超世绝俗之想,弟性情忠厚,可以深入,因诗文皆本原于性情也。若不能超世绝俗,而只有此一番性情,亦终不免为俗人。从来能文能诗,无不抱有超世绝俗之高致,弟于读文时试从此方面细求之,若于此有得,则志气日长,见识日远,而性情亦能真挚而醇笃。文学之一方面为艺术,其又一方面为道德,非有艺术心胸,非有道德修养,则不能窥文学之高处,必读其文为想见其人,精神笑貌,如在目前。则进步亦自不可限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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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家训》及《求阙斋随笔》《鸣原堂论文》等,在《曾文正全书》中,盼加浏览,必能与最近弟之功夫有相得之启悟也。于读文之外,并盼同时能读诗,主要可依曾文正《十八家诗抄》所选,就爱读者择其一二家读之,读完了一二家,便可再选一二家,以先读完此十八家为主。最少亦得读完十家上下。每日只需读几首,勿求急,勿贪多,日积月累,沉潜浸渍,读诗如此,读文亦然。从容玩味,所得始深,切记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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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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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时,人心所感觉的预兆,是政治要荒颓了,而此一时期的文学却亲切而流露出真情。即使是曹操,虽当时已是政界领导,但其作品仍不失为普通平民之私己谈吐。如其《短 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现的十足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与《诗经》《离骚》及汉赋明显有所不同。操子丕、植继承父风,从此树立了文学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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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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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任何一制度,也决不会尽善尽美,更无罅隙的。当至少他们懂得皇权之外有相权,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再说到选举制度,至少他们已懂得政府用人该有一客观标准,不能全凭在上者之私心好恶。至少他们已懂得该项标准,不该是血统的亲疏,不该是势力的大小。亲的贵的强的富的,都不够此项标准,而采取一项以教育与知识与行政实习之成绩,来定取舍进退之标准,而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国各地区,这也不能不说是在当时已算合理化,已算开明与进步的了。至于经济政策,一面主张轻徭薄赋,宽假平民,一面主张裁抑富厚,导致平等,这也不算得黑暗,不算得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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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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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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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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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中国人见解,先有天,乃有地,然后乃有万物之于人。 中国人言人生,乃先从人生之大全体言,亦可谓乃人类之大生命。人比有性,性比禀赋于天,古今中外,凡属人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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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德,德即性也。 故人生当论其时,论其位,而其实其位,则为在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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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 中国人认为人生一切活动皆本预期内在之性,而人性则禀于天,故在人生中即涵有天之一部分,而与天为一。故曰,通天人,和内外,实即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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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体用之体,乃推吾身之体以为言,而变以为礼字。 中国人言礼,更重在行此礼者之心。一则心为一抽象字,不限在身之胸部,而可会通与身外。人心乃人类大生命以主要关键。 人与人之间,心与心相接相通谓之仁,其表现则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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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论学,好争汉宋。谓宋儒尚义理,清儒重考据,各有所偏,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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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问庄周,人真个是无情吗?庄周说:是。惠施说:没有情,怎算得人呢?庄周说:有了人之貌,人之形,怎不算是人?惠施说:既叫是人了,那得无情呢?庄周说:这不是我所说的情!我是要你不要把好恶内伤其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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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达到这种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头来看自然人生,会觉索然寡味,于是人类便禁不住自己去尽量使用这一个自由。甚至宁愿把自然人生的唯一目的,即求生目的也不要,而去追向这自由,所以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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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世界人类所遭遇的问题,完全是心对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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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时闲着,信步所之,或扁舟荡漾,俯仰瞻眺,微及昆虫草木,大至宇宙人生,闲情遐想,时时泛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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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能到达的有限真理之最大极限,即是一种会合古往今来的一切人类的种种立场而融成的一种真理。然而此种真理,实在少得太可怜。若硬要我举述,我仅能勉强举述一条,恐怕也仅有此一条,即人生总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