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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篇章,甜甜的语言,淡淡的哀伤,浅浅的哲学,刘绍铭认为这样的「轻文学」又轻又薄又短又小,以斤两计,是名副其实的「轻薄文学」,特色是「轻轻的哲理像海中的枯木」;「淡淡的智慧像小河淌水」;「少少的短句像火炼金丹」;「薄薄的卷册像迷你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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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章向来比长文章难写,那是因为文章不可言之无物;又要短又要有物,当然格外费神。我心目中上佳的短文并不是「人生小语」、「一页一小品」、「十句话」或者「八百字小语」之类的励志哲理小品。这种玩意儿不难搞;破碎的小智慧人人都有,一百句里面难得碰上一两句真知灼见,大半是肉麻兮兮的风花雪月。我想看的是短文章里的「事」、「识」、「情」。「事」是「实例」、「故事」;「识」是「观点」、「看法」;「情」是文笔的「情趣」、「风采」。语言太甜则失真、虚假。沉郁的悲情比淡淡的哀愁耐人寻味;哀愁而淡淡不如火辣的愤怒。哲学写得浅浅的很难算是哲理;浅浅的文笔露出发人深思的哲理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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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透亮,政治舞台照明甚强,台上出丑, 翻身不易 西方政客训练有年,代代相传,深谙个中三昧 随时喜怒哀乐,七情应声上脸, 众生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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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老看不惯的官僚词汇很多:“比较好的”、“有一定的贡献”,“基本上是正确的”,“可能有些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原则上是可以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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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主张语文以简为高;他举几个例子我真的受用不尽。他说“当”字是流行病,不加这个字有两利:简洁利落;后半句不缺主语。他说“了”字遍地皆是,十之五六可删。又说”之间“也是流行病,“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如“夫妻的感情”好。说了“目的”加说“为了”也多余;“只不过”、“而且也”、“而且还”、“但是却”、“看作是”、“除了……其余都”,全属叠床架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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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Ludwig Wittgenstein给Norman Malcolm的信上说:「乖乖的,想些得体、聪明的念头。别老是逻辑、哲学什么的」("Be good! think decent intelligent thoughts. And not just about logic philosophy, etc.!")维根斯坦喜欢看侦探小说,说那是思想的维他命和卡路里。这样的大思想家并不整天向高深的哲学打主意,反而注重生活上的情趣,从「趣」里去求「理」。作家一旦苦苦想在笔下把自己装扮成皱眉头的哲学家,八九是无足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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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出身的大众英语专家Nigel Rees出过一本常用语手册,书名叫做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正确,即政治上之含意正确),副题是What they say you can and cannot say in the 1990s。所谓“政治正确”其实是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学界掀起的思潮,提倡改革思想、行为和语言,维护妇女、少数民族和同性恋者的权益,反对白人至少和欧洲是西方文化中心的心态。这个秀才思想运动越搞越激烈,几近思想警察,终于引起反感,“政治正确”一词也就成了贬义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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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说,他花了整个上午去校对他的一首诗,把一个逗号删掉了;到了下午,他又把逗号放回去了。他们两位都是大作家,作品有价值也有人读。最可怕是绣花似的绣出了没人读的经典。马克.吐温说,经典作品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读过却没有人愿意去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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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观察古今中外有文化趣味的情事,领会个中寓意,然后回过头来斟酌眼前的文化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牵出的语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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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变迁是整个社会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过程缓慢或急速,立志或偏激,“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政府取向的影响。政府里发布新闻的部门如中国的新华社、香港的政府新闻处,几乎天天都在制造文体的“范本”,全国全城人耳濡目染,口头模仿,笔下照抄,新闻单位对语文的建树和摧毁,真的是“有一定的贡献”、“有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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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做妈妈的总是教女儿不要随便说流汗(to sweat):“Pigs sweat, darling - ladies perspire”;淑女的汗不可「流」、不可「淌」,只能像沁人心脾那样「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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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最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句话:‘在我们周遭,正有无数这样的图像在形成、在发生,你我是否也仅止于按下人生镜头的快门,然后漠然地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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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自己消受了这样淡雅而诚挚的友情,总觉得那些影子是雪夜里浮动的暗香,幽幽散落在我疲累的笔底,十足穿山过林之后马蹄上留着的一丝原野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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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伦敦之后的微醺中,萧伯纳的窈窕淑女悄悄把你带回飘着花香的剧院门口,迷惑你买一朵幽谷里的百合,然后放你独自走进这座古城的夏夜,听任你体内的欲望在星空下升温,感觉到险象,不敢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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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故事,于是也就只能像干干几笔写意的山水:传统的安分中透着潜藏的不羁,宿命的无奈里压住澎湃的不甘;纵然的刹那的美丽,预卜的竟也是阶前雨滴到天明的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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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空中寒星似的眼神天生是无字的故事,藏着依恋,藏着叛逆,藏着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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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姨跟老师同龄,长年穿着浅色丝绸旗袍,花白的头发梳得丝丝服帖,圆圆发髻永远插着一枝翡翠发簪,宽宽厚厚油绿得谁也舍不得雕琢,只沿着四围阳刻一道细致花边。……萧姨天天拜佛画画吟诗吃燕窝,细腻的粉红肤色衬着精巧端庄的五官,简直钱慧安的淡彩工笔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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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文章如烟雨如晚霞,阳光照得太烈恐怕要消散。幸亏他在西安说的那些话并没有写进文章里。我向来喜欢他那手毛笔字,带骨带肉,幽婉有致;我也庆幸从来没看到过他手抄毛润之的诗词送人,这点清气他比书法大家沈尹默养得更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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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扇子画一家人家在家门前扫地备茶题上“今朝风日好,或恐有人来”,他静静看了好久眼眶里泛起薄薄一层泪影说这位丰先生的画带着“传教士的爱心”!我听了一愣告诉他说丰子恺年轻的时候真的皈依过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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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个丰硕的宝地,多少人创造传奇攀上高枝唤风呼雨,多少人甘心平凡归隐闹市自斟自吟,这期间,镁光灯下铁铸的辉煌往往化作流水的呜咽,繁华声中纸糊的淡泊反而永保圆缺的豁达。我在这里的寻常巷陌邂逅不少沉静的旅人,彼此客地相逢,随兴往还,从来不求深交,终归不曾相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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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Marcel Proust《追忆似水年华》里怀念儿时香气的深情。十七岁离家湖海漂泊之后,我经历了台湾白菜肥肉的克难生活,也经历了英国土豆炸鱼的清淡日子,饮食口味慢慢随着知识的涉猎变幻:想起史湘云想吃一碗蟹肉汤面;想起李瓶儿想吃一碟鸭舌头;读兰姆的随笔想吃烧乳猪;读毛姆的小说想吃鹅肝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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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老到清末,不必旧到民初,张爱玲笔下的洋场金粉也尽是樟脑的味道了。最近到台北历史博物馆看《流金岁月》展览,那些旧广告画旧旧月份牌都凝成二三十年代的残梦,衬着一套套的红木家具,手摇的电话,铁铸的熨斗,高挑的花几,黄橙橙的灯光下,人家苦苦等候张爱玲睡醒下楼见客。走完博物馆的石阶向左一拐,但见露亭一角,卖茶卖水,亭边矮篱藤蔓青翠,一株老树开的小花如残雪点点,纷落一地。老台北灰蒙蒙的天空竟见三两啼鸟匆匆飞过,原来再走几百步就是植物园了。我突然闻到淡淡的荷香,心中浮起学生时候读《莲的联想》的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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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旧派的人,窗竹摇影,野泉滴砚的少年光景挥之未去,电脑键盘敲打文学的年代来了,心中向往的竟还是青帘沽酒、红日赏花的幽情。我从来享受不到潘先生那样那个的翰墨因缘,几十年来毕竟不甘寂寞,机会凑泊,片纸只字都收来织梦,求的不外是骗骗自己,觉得养起了“长剑一杯酒,高楼万里心”的那一缕乾坤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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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涩的岁月常常是一生人最缅念的岁月。未必都是密树浓阴、远山含翠的金粉记忆;也许是一个看云的心愿在严师的书斋里破灭,也许是一次黄昏的约会在听雨的残荷边落空,几十年后对着飘霜的两鬓细细回想,心中尘封的懊恨一瞬间竟给冉冉飘起的暖意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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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快六十年的路了,每星期写这样一篇念人忆事的小品,难免惊觉世道莽苍,俗情冷暖,萦怀挂心的许多尘缘,恒常是卑微厚朴的邻家凡人,没有高贵的功名,没有风云的事业,大半辈子浮沉在碌碌生涯之中,满心企慕的也许只是半窗的绿荫和纸上的风月。我们在人生的荒村僻乡里偶然相见,仿佛野寺古庙中避雨邂逅,关怀前路崎岖,闲话油盐家常,悠忽雨停鸡鸣,一声珍重,分手分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在苍老的古槐树下相逢话旧。可是,流年似水,沧桑如梦,静夜灯下追忆往事,他们跫然的足音永远近在咫尺,几乎轻轻喊一声,那人就会提着一壶龙井,推开半扇竹门,闲步进来细数别后的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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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离家湖海漂泊之后,我经历了台湾白菜肥肉的克难生活,也经历了英国土豆炸鱼的清淡日子,饮食口味慢慢随着知识的涉猎变幻:想起史湘云想吃一碗蟹肉汤面;想起李瓶儿想吃一碟鸭舌头;读蓝姆的随笔想吃烤乳猪;读毛姆的小说想吃鹅肝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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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梦蝶)一写到张爱玲,他的文字不免故意白了一点点:“骨秀神清多愁善感的女子,久住严寒地区,很可能于一夜之间结晶又结晶,醒来时,人已婵娟为一影梅花,在自己的暗香里悠然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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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江先生来信云:“飞来鳖之佳,李义弘已手比口喻,唾沫横飞矣,昧昧吾思之。”,旁边再加一行小字说:“前人应试文误作妹妹吾思之,考官因批:哥哥你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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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张潮《幽梦影》论藏书与读书说:“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用书不难,能记为难。”这五个境界之外,似乎还可以加一个:记书不难,能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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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九点多钟进城路上金金银银的阳光渐渐褪色了,天上是一片淡淡的水墨。风很冷,公园里苍老的古树窸窸窣窣诉说着谁也听不懂的兴亡。有鸟语。有花香。我坐在长凳上翻一堆图书馆里影印的资料。风越来越大,越来越冷。云破处,天上透出几道午后日头的微光。上午在附近小书店认识的一位英国老先生也出来散步。他的风衣跟他脸上的皱纹一样皱。酒馆里的啤酒染红了他的大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