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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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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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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统的好人主义,擅长干两种事,一种是逼娼为良,另一种是逼良为娼。痛打落水狗是又英雄又稳当的事,人所擅长。黄宗羲说“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天生地不共戴天,是非常危险的观念。团体需要公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更重要的是,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西谚有云:Hate the game,don't hate the player.我们的传统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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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善与逼善是有分别的,因为道德命题并不对称。我们可以说让梨是高尚的,而不可以反推不让梨就不高尚,不道德,无耻,该打屁股。提倡美德,是鼓励性的,推行规范,是禁止性的。规范禁止杀人,但我们很少会在日记里写下“今天又没杀人”,以为做了好事,沾沾自喜。反过来,人没有达到某种美德,不意味其在道德上有缺陷。经常发生的是,那些鼓励性、建议性的伦理信条,被不正确地逆推后,产生了一种压迫性的道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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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意义,不在于“灭人欲”,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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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下降的第一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辨别真相,是累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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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之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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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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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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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恶的能力被统治者独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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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说说”的阀门一旦被关,真正的恶意反而要在心里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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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忠必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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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低处的,如果最高的一条不是“不得以杀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信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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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建立的两大评价体系,一曰忠信,一曰仁义,内在便是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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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辨,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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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某样东西宣布为“臭”,和要你自己动手把它“批臭”,这里面的区别很深。任何对该对象无知的人来说,去批判一种对象,很像是一种轻松的游戏,在里面人们可以满足一种运用无知的暴力快感。你有本事是吗?我用一句“他妈的”就可以打到你;管它是多少人殚尽竭虑才产生的一点思想,我照样可以看不起它。理由?不需要理由!――这才是要义所在。慢慢地就养成了习惯,习惯于不讲道理,习惯于说谎,编造是非,习惯于把别人往坏里琢磨,习惯于依赖愚昧,并从愚昧中发现出力量,体验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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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对一切异己都是批评,而要将这种批评的权利保留起来,以图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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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时也喜慕非常之举,直到长大,读过些历史和大人物的传记,才踌躇起来,――人可以将最美好的东西献于社会,却将最黑暗的一面留给自己的家人和密友。有的人留给我们的文明史伟大的财产,却让他身边的人万分痛苦。如何评价这样一些人?也许只好让土归于土,水归于水,该感激的感激,该斥责的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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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发生的是,那些鼓励性、建设性的伦理信条,被不正确地逆推后,产生了一种压迫性的道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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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所有事件中,都有这些人的身影,作用丝毫不比大人物小。我们姑且认为,他们事迹之不传,是因无人做传吧。那好,如今教育普及,网络发达,人人皆可为作者,唯盼自今以后,无数为王前驱的好汉,把自己的事迹说将开来,令四邻皆知,天下皆知,庶可免于不得不做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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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来自于缺乏压倒性的权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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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浮躁的时代,留下的东西,无论是建筑还是书籍,往往外表虚夸,却没有感动人心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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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醉在仇恨里比沉醉在爱恋里,还容易持久,因为爱需要维护,恨却容易找到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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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的话题,有时是危险的,有时是有趣的,尽管任何时候都是无聊的。肆口批评其他地方的人,既排遣心中多余的恶意,又可取悦自己的族群,自古是人们喜欢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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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力量逼着你只能站在它的阴影里来反对它,你不得不接近它,好研究它的弱点,你不得不像它那样思考,好有机会打败它,到最后,胜利成了你的不幸,因为你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四顾空虚,更糟的是,你发现它影响,深入你的性格,再也洗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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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社会,标准之一,是容得下出格的生活方式,毕竟,合理之理,不是用来扼杀任何形式的狂热,所建立的尺度,也应是事后的总结,而非事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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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明代人带着全部知识,回到汉唐,他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假如一个当代人回到明末,面对那堕落和混乱,是否能做什么呢?在那种乱局中,他可以大声疾呼,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冷笑不语,以对得起自己的智力。不论哪样,那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或许,这个当代人能够又向前旅行一百年,游说正德、嘉靖时代的士大夫,携带着真正外部的知识,他能否来得及改变些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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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荒唐的东西,就越有人相信,因为人的智力有穷而极,而人的愚蠢,据我的观察,实在是无止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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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管讲故事,至于意思,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要是完全清楚,讲起来也就无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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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