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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要在佛罗伦萨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不太可能。这座城市没有君主。不仅如此，他的光环在逐渐褪色―大家都知道他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他也无法自然地融入这座城市的人文主义环境，他的名声可能仍受鸡奸指控的影响。他那段时期的笔记里饱含绝望的迹象，得不到的爱情，以及对追求不同生活的渴望。他成长于其中的这座伟大城市现在似乎在拒绝他。不出意外，他开始考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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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在15世纪下半叶逐渐形成了一股文化力量，他们对这个人神类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股潮流里极具影响力的领导者、学者、翻译家马尔西利奥・费奇撰写了一部宏大的著作《柏拉图的神学》（Platonic Theology）。他写道，人性“其本身就拥有神的形象，而这形象正是它所依赖的。它还拥有低等生物的理性和模型……因此，它能被称为自然的中心，一切的中心点，世界的链条，一切的表面，宇宙的结点和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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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中世纪手抄书的深入研究，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相似的画面――在世界地图里，在宇宙示意图里，在星座指示图里，在占星图表里，在中世纪插图里，等等。我开始意识到，李奥纳多・达・芬奇不可能凭空构想出维特鲁威人，这个人有着诸多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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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想法肯定深深吸引了列奥纳多，他至少从1487年就开始孜孜不倦地研究人体及其结构比例，同时也在研究解剖学与建筑学间的关系。他很快就相信，他的研究能让他超越功能和设计的表面问题，最终理解基本原理――那样他便能够解决所有的艺术问题，学术误解，工程挑战，甚至哲学迷思。所以，弗朗西斯科在《文集》开篇所宣称的，对列奥纳多来说绝对是佳音。“所有的艺术，所有的规则，”他写道，“都来自完美组合，比例协调的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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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快，作家和插画师开始描绘一系列天空和人体部位之间的关系。希尔德加德自已也花了大量时间翻阅他们的作品。“从我们头盖骨最顶端，”她在《神之功业书》中写道，“能找到7个点，每个点之间距离相等。这象征着在苍穹中同样被一一隔开的行星。”在《病因与疗法》中，她拓展了这个想法：“苍穹就如同人之头颅；太阳、月亮、星星是眼睛；空气是听觉；风是嗅觉；露水是味觉；世界的两边是手臂和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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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一幅将人体视为宇宙缩影的插图可以追溯到12世纪，基本上是基于圣依西多实禄和圣比德等作家书稿里的插图进行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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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的小文艺复兴正是回归了这样的古代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康切斯的威廉在12世纪上半叶如此强烈地希望能找到隐藏在万物背后的缘由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希尔德加德会在同一个世纪的下半叶，追随威廉的步伐，写出一整本占星学和医学专著《病因与疗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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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不仅仅是根据支配世界的准则而设计的。人体就是宇宙，是宇宙的缩影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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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石头被雨水打磨得非常光滑，它曾站在高处，被五彩的花朵包围，在树林边缘俯视布满岩石的道路。眺望着路上的石头许久之后，它内心充满了加入其中的渴望。“我在这儿和植物待一块儿干吗？”它问自己。“我应该下去，和我的同类在一起。”于是它滚下山去，和其他石头待在一起。但是车轮、马蹄、行人的步伐早已把它的生活变成了永恒的折磨。周遭的一切似乎不是翻滚它就是踢踹它。有时，如果遇上泥土或是动物的粪便，它会稍稍抬起头―徒劳地―看着自己离开的地方：那个孤独之地，充满了平静的快乐。这便是那些放弃孤独和令人沉思的生活的人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来到城镇，生活在罪恶横行的人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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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集》里，弗朗西斯科将他的人体类比方法应用于各种建筑，从独立圆柱到整座城池。毕竟，人体是根据上帝自身的形象所创造的，也就是说，它可以，也应该被认为拥有一种源代码，适用于任何和谐的设计。“人，被称作小宇宙，”他解释道：“人体内包含了宇宙间一切的完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