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共和国必须坚守一点:只有健康者才能生育孩子……在这一点上,国家必须作为一个美满未来的守护者而承担责任……必须将最现代的医学技术手段运用于此。必须宣布,所有那些无论在哪个方面,只要是有病者,或者是有遗传病者,都不适于繁殖,不适于繁衍下去。
- 这样的一个理论家阿道夫・约斯特在一本出版于1895年的书中,就有过这种直接医学屠杀的早期呼吁,这本书有意使用了《应该去死》的标题。约斯特认为,对个体死亡的控制最终必须归属于社会有机体――国家。这个概念与英裔美国人传统的安乐死概念直接对立,那种安乐死强调个体有“去死的权利”或“死亡权利”或“对于自己死亡的权利”,视此为终极的人之要求。与此相反,约斯特讲的是国家杀人的权利。他虽也谈到对不治之症的怜悯和解脱痛苦,但重点是“人民”和国家的健康。他指出,国家在战争中其实已经行使了这些“权利”,成千上万的个体为了国家而牺牲。他的终极论点是生物学层面的:“应该去死〔就是〕适宜生存的关键。”国家必须掌管死亡,必须杀戮,以便保证社会有机体生存和健康。
- 一个鉴定系统建立起来,根据这个系统,每个囚犯的囚服上都缝有一块长方形布料,上面印有不同颜色的三角形:红色表示政治犯,紫色表示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信徒、黑色表示“无社会性”者(比如妓女)、绿色表示罪犯、粉红表示同性恋。犹太人的三角形通常为红色,但附加了一个黄色三角形,构成了六角星形(大卫之星)。1944年后期,这种“犹太星”被废止,改为分类三角形上方加一根水平黄色条。
- 到了1942年9月,法本公司就在莫诺维茨经营起自己的集中营了。 法本公司与党卫队的这种合作不同于“常规的奴隶经济学”(在常规的奴隶经济学中,奴隶是“要维持和最佳利用的资产设备”,须在充分的生命长度中逐渐“折旧”),而这种合作是: 将奴隶劳动力降低为一种消耗性的原材料,一种人力矿石,系统性地从里面榨取生命之矿。当没有可用的能量后,这些活着的矿渣就被运往比克瑙屠杀中心的毒气室和焚尸场烧尸炉,党卫队在这里又将它们循环为德国的战争经济――金牙送到帝国银行,头发制造垫子……即使是走向死亡者的呻吟也变成了一种工作刺激,劝诫活着的囚犯更努力地干活。
- 任何时候一个党卫队医生来到奥斯维辛,都会重复这个过程: 新来者提出的问题被他已有经验的喝酒同伴给予回答。他会问:“这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就会出现一种类似于概括性的回答……论证了一切,什么对他〔囚犯〕更好――是他死在屎尿之中,还是在〔一片〕毒气中上天堂?这就把提问者的一切都平息了。
- 一个名叫海因茨・蒂洛(Heinz Thilo)的纳粹医生,给奥斯维辛起了一个合适得多的名称――“世界的肛门”(anus mundi),这个词说出了另外一个纳粹医生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要表达的特点,他形容“毒杀羸弱妇女的行动……格外令人不愉快”:是“所有恐惧中的最恐怖”。 一个机敏的波兰精神病医生认为“世界的肛门”一词准确反映了纳粹关于“清洁这个世界之必要性”的看法,反映了“德国超人的世界……没有病人、残废、心理不道德者的存身之地,更不能受犹太人、吉普赛人或其他血统的污染”。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纳粹生物医学的废弃物。在奥斯维辛,这尤其指犹太人。
- 我们不是因为天赋而活。有没有天赋,都要活下去。我不知道自己有还是没有,也不想被这个问题耍得团团转。我能做的,是用自己的双手,找到某种更确切的东西。
- 马学武像个没头苍蝇,在汉口毫无目标地找他的父母。天黑下来,满街的路灯,瞬间点燃,到处都是璀璨之光,只有马学武的心,深深地沉入在暗夜里。这世上所有的光明在他眼里都如同夜色。 马学武在长途汽车站找到他的父母时,已是晚上11点半。容颜苍老的爹妈相互依靠着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打盹。马学武心头顿时涌出万千的酸楚。眼泪也如水库开闸,止不住,哗哗地往外流。马学武这辈子还没有像这样流过眼泪。
- 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钱穆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我一直坚持对待朋友的八字原则――真诚、关怀、倾听、谅解
- 爱一个人很重要 做一个值得被爱的人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