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纳粹医生的持续功能时,雅各布・R医生强调了“权力的问题――对别人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就这种权力的邪恶使用而言,塔德乌什・S医生引用了费舍尔医生告诉他的一段话:“我们〔纳粹〕现在已经走得这么远了,我们已经无路回头。”这句话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道德原则,邪恶不能消除;一是心理原则,即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死亡工厂,必须维持其功能。从心理学角度看,残暴带来残暴:为了给杀戮辩护,证明其正当性,也为了将其视为杀戮之外的东西,持续的杀戮沦为了心理需要。
以这种分裂和麻木而生活的动力,在恩斯特・B所说的纳粹医生后来的态度中也显示出来:“哦,他们仍然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没有道德不安。他们只是对失掉了这场战争不高兴。”
- “特殊处理”是屠杀所有犹太人的神秘而紧急命令的一部分,一旦奥斯维辛开始执行这个命令,任何犹太人的到来或犹太人囚犯,都会被纳粹医生的“奥斯维辛自我”指定去死,而且在心理上视作已经死亡。杀掉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并不会被体验为杀人。由于犹太人长期以来就是纳粹指定的受害者,是被普遍感知为携带着死亡的人,或者是死亡污染的承载者,他们已经是“双重死者”了。就像一个人不能再去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无论怎样在医学试验中损毁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对他们的伤害。
- 霍斯后来(在法庭作证时)估计,奥斯维辛总共使用了1900公斤这种屠杀药物。甫一开始,他就向奥斯维辛的医生咨询了齐克隆-B毒气的效果: 我总是认为受害者会有一种可怕的窒息之感,但那些尸体都没有惊厥抽搐的迹象,无一例外。医生向我解释说,氢氰酸对人的肺有一种麻痹作用,但它起效非常快非常强,所以人还没有出现惊厥抽搐时就已经死亡了,在这一点上,它的效果就不同于一氧化碳或通常缺氧所带来的效果。 这种解释虚假地暗示无痛致死。然而,这种通常的医学效果可以安慰霍斯,他再也用不着经历面对面屠杀的可怕了:“一想到要用枪杀来执行消灭,我就总是发抖……想到我们总算是避开了那种大屠杀,受害者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也避开了折磨,我就有解脱之感。”
- 一个名叫海因茨・蒂洛(Heinz Thilo)的纳粹医生,给奥斯维辛起了一个合适得多的名称――“世界的肛门”(anus mundi),这个词说出了另外一个纳粹医生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要表达的特点,他形容“毒杀羸弱妇女的行动……格外令人不愉快”:是“所有恐惧中的最恐怖”。 一个机敏的波兰精神病医生认为“世界的肛门”一词准确反映了纳粹关于“清洁这个世界之必要性”的看法,反映了“德国超人的世界……没有病人、残废、心理不道德者的存身之地,更不能受犹太人、吉普赛人或其他血统的污染”。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纳粹生物医学的废弃物。在奥斯维辛,这尤其指犹太人。
- 一个名叫海因茨・蒂洛(Heinz Thilo)的纳粹医生,给奥斯维辛起了一个合适得多的名称――“世界的肛门”(anus mundi),这个词说出了另外一个纳粹医生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要表达的特点,他形容“毒杀羸弱妇女的行动……格外令人不愉快”:是“所有恐惧中的最恐怖”。 一个机敏的波兰精神病医生认为“世界的肛门”一词准确反映了纳粹关于“清洁这个世界之必要性”的看法,反映了“德国超人的世界……没有病人、残废、心理不道德者的存身之地,更不能受犹太人、吉普赛人或其他血统的污染”。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纳粹生物医学的废弃物。在奥斯维辛,这尤其指犹太人。
- 人们记忆的这件事有一些混乱。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一群共谋者,包括卡尔・朋霍费尔的女婿汉斯・冯・多纳尼,考虑将希特勒抓起来,以人民法庭的名义审判其用招致战争的方式危及了德国的安全。多纳尼和另外一个人制作了一份关于希特勒各种疾病的报告,把它拿给朋霍费尔看,希望他或由他领导的一个小组能够证明希特勒精神错乱。后来还有一次质疑希特勒是否精神健全的尝试,是战争最后一年中一些高级纳粹党员的图谋。并没有书面证据表明埃瓦尔德参与了这两起中的任何一次,不过他有可能参与了另外一起未记录下来的精神病医生们的努力,想要宣布希特勒为精神病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