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斯后来(在法庭作证时)估计,奥斯维辛总共使用了1900公斤这种屠杀药物。甫一开始,他就向奥斯维辛的医生咨询了齐克隆-B毒气的效果:
我总是认为受害者会有一种可怕的窒息之感,但那些尸体都没有惊厥抽搐的迹象,无一例外。医生向我解释说,氢氰酸对人的肺有一种麻痹作用,但它起效非常快非常强,所以人还没有出现惊厥抽搐时就已经死亡了,在这一点上,它的效果就不同于一氧化碳或通常缺氧所带来的效果。
这种解释虚假地暗示无痛致死。然而,这种通常的医学效果可以安慰霍斯,他再也用不着经历面对面屠杀的可怕了:“一想到要用枪杀来执行消灭,我就总是发抖……想到我们总算是避开了那种大屠杀,受害者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也避开了折磨,我就有解脱之感。”
- T4项目的筛选标准已经很低了,而14f13项目则更低。T4医生的“检查”很马虎或干脆没有,问卷调查表常常没有任何医学信息,只列举囚犯犯罪的罪名和政治上的问题。普通的党卫队集中营人员就可以将囚犯的政治信仰或对元首的无礼评说解释为“心智缺陷”或“心理偏失”,而来到集中营的T4医生委员会几乎从来不反对这些党卫队人员提出的“转运”(至屠杀设施)的要求。不管这是多么歪曲拙劣的医学障眼法,囚犯们看到的“医生们穿着白大褂”,也有一些人显然猜到了他们是伪装起来的盖世太保。
- 在讨论纳粹医生的持续功能时,雅各布・R医生强调了“权力的问题――对别人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就这种权力的邪恶使用而言,塔德乌什・S医生引用了费舍尔医生告诉他的一段话:“我们〔纳粹〕现在已经走得这么远了,我们已经无路回头。”这句话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道德原则,邪恶不能消除;一是心理原则,即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死亡工厂,必须维持其功能。从心理学角度看,残暴带来残暴:为了给杀戮辩护,证明其正当性,也为了将其视为杀戮之外的东西,持续的杀戮沦为了心理需要。 以这种分裂和麻木而生活的动力,在恩斯特・B所说的纳粹医生后来的态度中也显示出来:“哦,他们仍然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没有道德不安。他们只是对失掉了这场战争不高兴。”
- 运输安排是这种精神病学转运的一幅讽刺画。为此事而建立的“公共福利救护服务公司”把“运输名单”发给它要去拉走病人的各家病院,并说明,与病人一道要带上的,是病人的病史、个人物品以及值钱物品的清单,还特别指出,那些长途运输可能危及生命的病人不能转运(这看似一种医学上的关心,实际上是要避免病人死在路上的尴尬)。 党卫队人员管理此事,他们经常身穿白色制服或白大褂,以便看起来像医生、护士或护工。有一些报告提到了“身穿白大褂与党卫队黑皮靴的人”,这种组合将“安乐死”项目的基本性质形象地概括出来了。
- 一个名叫海因茨・蒂洛(Heinz Thilo)的纳粹医生,给奥斯维辛起了一个合适得多的名称――“世界的肛门”(anus mundi),这个词说出了另外一个纳粹医生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要表达的特点,他形容“毒杀羸弱妇女的行动……格外令人不愉快”:是“所有恐惧中的最恐怖”。 一个机敏的波兰精神病医生认为“世界的肛门”一词准确反映了纳粹关于“清洁这个世界之必要性”的看法,反映了“德国超人的世界……没有病人、残废、心理不道德者的存身之地,更不能受犹太人、吉普赛人或其他血统的污染”。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纳粹生物医学的废弃物。在奥斯维辛,这尤其指犹太人。
- 一位著名的波兰囚犯医生瓦迪斯瓦夫・法基尔形容奥斯维辛“健康服务”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大屠杀中的一环”。“门诊中心”是“筛选之地”,而住院则是“死亡之前的‘候诊室’”。在他看来,奥斯维辛的医院也在提供一种医学合法性:“如果人们得知在集中营有这样的……机构,他就不会相信囚犯会是饿死、恐怖或大屠杀的对象。”医院还有隔离病人的功能,尤其是那些传染病患者,以“防止可能的流行病,它会影响到党卫队人员和德国工业所雇佣的隶属于集中营的平民奴隶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