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项目的筛选标准已经很低了,而14f13项目则更低。T4医生的“检查”很马虎或干脆没有,问卷调查表常常没有任何医学信息,只列举囚犯犯罪的罪名和政治上的问题。普通的党卫队集中营人员就可以将囚犯的政治信仰或对元首的无礼评说解释为“心智缺陷”或“心理偏失”,而来到集中营的T4医生委员会几乎从来不反对这些党卫队人员提出的“转运”(至屠杀设施)的要求。不管这是多么歪曲拙劣的医学障眼法,囚犯们看到的“医生们穿着白大褂”,也有一些人显然猜到了他们是伪装起来的盖世太保。
- 法本公司为奥斯维辛的病情分类处理―屠杀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维度。1941年3月,它同意为党卫队支付集中营奴隶劳动力的费用,非技术劳动力每人每天3帝国马克,技术劳动力每人每天4帝国马克,童工是每人每天1.5帝国马克。法本公司的代表有时会抱怨党卫队对囚犯太残忍,防碍了他们干活(同时也同情党卫队的做法,“对于这些人只有野蛮力量才起作用”,“没有身体惩罚,什么活都干不出来”)。不过,最主要的抱怨或许还是“来自柏林〔指柏林当局〕的运输仍然是有那么多的妇女和儿童以及老年犹太人”(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能干活的男性劳动力)。
- 霍斯后来(在法庭作证时)估计,奥斯维辛总共使用了1900公斤这种屠杀药物。甫一开始,他就向奥斯维辛的医生咨询了齐克隆-B毒气的效果: 我总是认为受害者会有一种可怕的窒息之感,但那些尸体都没有惊厥抽搐的迹象,无一例外。医生向我解释说,氢氰酸对人的肺有一种麻痹作用,但它起效非常快非常强,所以人还没有出现惊厥抽搐时就已经死亡了,在这一点上,它的效果就不同于一氧化碳或通常缺氧所带来的效果。 这种解释虚假地暗示无痛致死。然而,这种通常的医学效果可以安慰霍斯,他再也用不着经历面对面屠杀的可怕了:“一想到要用枪杀来执行消灭,我就总是发抖……想到我们总算是避开了那种大屠杀,受害者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也避开了折磨,我就有解脱之感。”
- “特殊处理”是屠杀所有犹太人的神秘而紧急命令的一部分,一旦奥斯维辛开始执行这个命令,任何犹太人的到来或犹太人囚犯,都会被纳粹医生的“奥斯维辛自我”指定去死,而且在心理上视作已经死亡。杀掉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并不会被体验为杀人。由于犹太人长期以来就是纳粹指定的受害者,是被普遍感知为携带着死亡的人,或者是死亡污染的承载者,他们已经是“双重死者”了。就像一个人不能再去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无论怎样在医学试验中损毁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对他们的伤害。
- 一个鉴定系统建立起来,根据这个系统,每个囚犯的囚服上都缝有一块长方形布料,上面印有不同颜色的三角形:红色表示政治犯,紫色表示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信徒、黑色表示“无社会性”者(比如妓女)、绿色表示罪犯、粉红表示同性恋。犹太人的三角形通常为红色,但附加了一个黄色三角形,构成了六角星形(大卫之星)。1944年后期,这种“犹太星”被废止,改为分类三角形上方加一根水平黄色条。
- 追求效率、极度随意,还有残忍和羞辱,在集中营筛选中,这些情况格外突出。一个捷克犹太人囚犯医生雅各布・R描述了“有时党卫队会把整个特别行动队叫来,让他们脱下裤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没有臀肌〔这表明了饥饿和衰弱〕,如果没有就送往毒气室”。沃尔肯讲述了执行筛选的医生挑一些“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让他不高兴的〔囚徒〕……压根就没有医学检查”,所以他的一个朋友“就因为阑尾炎手术留下一个老伤疤被送往了毒气室”。如同他所补充的:“这样一个医生可以在10分钟内检查完一个区里的所有囚犯――大约是500人,这种筛选是怎样进行的就可想而知了。”
- 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钱穆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马学武像个没头苍蝇,在汉口毫无目标地找他的父母。天黑下来,满街的路灯,瞬间点燃,到处都是璀璨之光,只有马学武的心,深深地沉入在暗夜里。这世上所有的光明在他眼里都如同夜色。 马学武在长途汽车站找到他的父母时,已是晚上11点半。容颜苍老的爹妈相互依靠着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打盹。马学武心头顿时涌出万千的酸楚。眼泪也如水库开闸,止不住,哗哗地往外流。马学武这辈子还没有像这样流过眼泪。
- 爱一个人很重要 做一个值得被爱的人也很重要。
- 我经常路过你的花店,只为看你一眼,后来你的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你也不在了,我继续爱。——《十宗罪》
- 我们不是因为天赋而活。有没有天赋,都要活下去。我不知道自己有还是没有,也不想被这个问题耍得团团转。我能做的,是用自己的双手,找到某种更确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