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处理”是屠杀所有犹太人的神秘而紧急命令的一部分,一旦奥斯维辛开始执行这个命令,任何犹太人的到来或犹太人囚犯,都会被纳粹医生的“奥斯维辛自我”指定去死,而且在心理上视作已经死亡。杀掉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并不会被体验为杀人。由于犹太人长期以来就是纳粹指定的受害者,是被普遍感知为携带着死亡的人,或者是死亡污染的承载者,他们已经是“双重死者”了。就像一个人不能再去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无论怎样在医学试验中损毁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对他们的伤害。
- 亚伯拉罕・C医生也讲述了同样的悲伤。他是一个放射科医生,与妻子一道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来到奥斯维辛,他把自己的皮大衣给她穿上,把自己的围巾围在她头上。他回忆说,由于“她看起来像一个小老太”,于是被命令站到了走向毒气室的那一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对她的保护,使她被弄到了错误的那一队;否则的话,她年轻、活泼,是应该与那些三四十岁的年轻女性站到一起的,这些人活着去了集中营。”
- 所以,法学家兼纳粹占领时期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说:“犹太人是较低的生命物种,是一种寄生虫,通过接触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了德国民族。”他在自己统治的地方屠杀犹太人时宣布:“现在,一个得病的欧洲将会重新获得健康。”这是一种意志的宗教,意志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原则”,而纳粹的“意志”是对生死的完全控制。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这个术语只能大致说明纳粹对自然“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强调。事实上,纳粹政权反对达尔文学说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进化论假定所有种族是一个共同起源,它或多或少是民主的,因此它与纳粹关于雅利安固有种族优势的原则相冲突。
- 医生们也受到了德国即将战败的影响。一些人变得可亲和乐于助人,寻求将被解放的囚犯的支持,他们知道自己很快就需要这种支持了。但是有些人的反应则相反,更为起劲地把人们全都筛选去死。洛蒂・M医生看到:“对于他们而言,似乎更有必要去相信自己是对的……你多少会感觉到他们在说‘我们仍然是对的’。”
- 囚犯们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制造一种健康、强壮、尤其是能干活的外观感觉。一些人在衣服里塞一些破布,以显得胖一些(在不要求脱光衣服的情况下);有些人则把自己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涂到脸上,或者是快速地用力擦脸,以便把苍白遮住,让脸上有点颜色;每个人都尽量做出精力旺盛的举动(小跑或跑步到达位置),远远超过他们当时的实际体力。玛丽安・F向我解释说,尽管并不理解为什么和怎样做,“我就要在我脸上保持着一种坚定的笑容……〔我〕决定永远也不露出害怕”,她忍受着痛苦也要刷牙和洗脸――这些都是一些囚犯要争取活下来而采取的不同寻常的努力。
- T4项目的筛选标准已经很低了,而14f13项目则更低。T4医生的“检查”很马虎或干脆没有,问卷调查表常常没有任何医学信息,只列举囚犯犯罪的罪名和政治上的问题。普通的党卫队集中营人员就可以将囚犯的政治信仰或对元首的无礼评说解释为“心智缺陷”或“心理偏失”,而来到集中营的T4医生委员会几乎从来不反对这些党卫队人员提出的“转运”(至屠杀设施)的要求。不管这是多么歪曲拙劣的医学障眼法,囚犯们看到的“医生们穿着白大褂”,也有一些人显然猜到了他们是伪装起来的盖世太保。
- 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你可曾挥剑向命运宣战?
- 我们不是因为天赋而活。有没有天赋,都要活下去。我不知道自己有还是没有,也不想被这个问题耍得团团转。我能做的,是用自己的双手,找到某种更确切的东西。
- 马学武像个没头苍蝇,在汉口毫无目标地找他的父母。天黑下来,满街的路灯,瞬间点燃,到处都是璀璨之光,只有马学武的心,深深地沉入在暗夜里。这世上所有的光明在他眼里都如同夜色。 马学武在长途汽车站找到他的父母时,已是晚上11点半。容颜苍老的爹妈相互依靠着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打盹。马学武心头顿时涌出万千的酸楚。眼泪也如水库开闸,止不住,哗哗地往外流。马学武这辈子还没有像这样流过眼泪。
- 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钱穆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我一直坚持对待朋友的八字原则――真诚、关怀、倾听、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