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近午夜，我一直步行到特罗卡代罗公园。索里耶尔。我重复这个名字......我曾保存我父亲的一个旧地址本，想必放在那个海军蓝的纸盒里。我要查看一下字母S栏。

我不晓得自己身在哪座城市，是一座居民刚离弃的城市，然而，这都无关紧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再是孑然一人。

起先，那条狗在我身后十来米远的距离，然后，它渐渐地走近。到了加里拉花园的铁栅栏那儿，我们便并排行走。我不知道在哪儿曾读到过――也许是《天体奇观》里某一页下面的注释――我们可能在夜里的某些时候不知不觉地进入一个并行的世界：一套没有熄灯的空房间，甚至一条死胡同一般的小街。我们在那里发现那些很久以来早已不知去向的东西：一件吉祥物，一封信，一把雨伞，一把钥匙，以及随着生命的流逝而丢失的猫、狗或马匹。我想，这条狗就是居而泽讷博士街上的那条。

那天夜里的撞车事故发生得真是时候。我需要某种冲击，使我从消沉、麻木的状态中惊醒。我再也不能继续在浓雾中行进……而这一切是在我步入成年的几个月前来临的。多么离奇的巧合。我刚好得到了拯救。这起事故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之一。它使一切恢复了秩序。

昨天夜里的意外事故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标志着某种断裂。这次撞击另有益处，而且，它发生得很及时，使我重新开始生活。

早上好！保持喜悦的方法，就是每天完成小小的“自我改造”。

运输安排是这种精神病学转运的一幅讽刺画。为此事而建立的“公共福利救护服务公司”把“运输名单”发给它要去拉走病人的各家病院，并说明，与病人一道要带上的，是病人的病史、个人物品以及值钱物品的清单，还特别指出，那些长途运输可能危及生命的病人不能转运（这看似一种医学上的关心，实际上是要避免病人死在路上的尴尬）。 党卫队人员管理此事，他们经常身穿白色制服或白大褂，以便看起来像医生、护士或护工。有一些报告提到了“身穿白大褂与党卫队黑皮靴的人”，这种组合将“安乐死”项目的基本性质形象地概括出来了。

死亡是我最后的情人，在我刚出生时，她便向我展开了臂膀。最后她拥抱住的，将是我一生的快乐、幸福，还有惊恐、无助。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