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项目的一个领导者后来说,当指示尸体不再单个火化,骨灰必然混合时,他“由于宗教虔诚的原因”激烈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自己曾对负责执行这个命令的管理者说:“即使德国人民原谅了你所有事情,他们也永远不会原谅你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对任何类似回忆持一种质疑态度,但它表明,即使是在当时也存在着一丝闪光,意识到了这种临终一步的医学伪造的亵渎性质。
- 在这个精心设计的医学欺骗中,医生们是中心角色。亨利・Q医生这样强调: 〔纳粹〕医生……在欺骗上的共谋……是一种真正的表演……一辆红十字卡车让人们安心,卡车里装的就是要用来杀掉他们的氢氰酸。当人们运到时,会有一辆红十字救护车。这些细节就是用来让大家安心的。当人们看到救护车,会想这是一种医疗救护。用这种深思熟虑的心理处理来让人们不要有反应…… 有一些卡车,病人和老人、儿童和怀孕的妇女都告知到卡车上去。人们认为德国人文明,用卡车送病人、老人、儿童和妇女。人们真的认为德国人没有那么坏。然而,健康的人去了集中营,卡车去了毒气室。人们争着上这些卡车,〔说自己有〕糖尿病或心脏病。他们本来是去集中营的,但他们以为卡车的结局会好一些。
- “特殊处理”是屠杀所有犹太人的神秘而紧急命令的一部分,一旦奥斯维辛开始执行这个命令,任何犹太人的到来或犹太人囚犯,都会被纳粹医生的“奥斯维辛自我”指定去死,而且在心理上视作已经死亡。杀掉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并不会被体验为杀人。由于犹太人长期以来就是纳粹指定的受害者,是被普遍感知为携带着死亡的人,或者是死亡污染的承载者,他们已经是“双重死者”了。就像一个人不能再去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无论怎样在医学试验中损毁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对他们的伤害。
- 亚伯拉罕・C医生也讲述了同样的悲伤。他是一个放射科医生,与妻子一道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来到奥斯维辛,他把自己的皮大衣给她穿上,把自己的围巾围在她头上。他回忆说,由于“她看起来像一个小老太”,于是被命令站到了走向毒气室的那一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对她的保护,使她被弄到了错误的那一队;否则的话,她年轻、活泼,是应该与那些三四十岁的年轻女性站到一起的,这些人活着去了集中营。”
- 所以,法学家兼纳粹占领时期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说:“犹太人是较低的生命物种,是一种寄生虫,通过接触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了德国民族。”他在自己统治的地方屠杀犹太人时宣布:“现在,一个得病的欧洲将会重新获得健康。”这是一种意志的宗教,意志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原则”,而纳粹的“意志”是对生死的完全控制。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这个术语只能大致说明纳粹对自然“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强调。事实上,纳粹政权反对达尔文学说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进化论假定所有种族是一个共同起源,它或多或少是民主的,因此它与纳粹关于雅利安固有种族优势的原则相冲突。
- 任何时候一个党卫队医生来到奥斯维辛,都会重复这个过程: 新来者提出的问题被他已有经验的喝酒同伴给予回答。他会问:“这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就会出现一种类似于概括性的回答……论证了一切,什么对他〔囚犯〕更好――是他死在屎尿之中,还是在〔一片〕毒气中上天堂?这就把提问者的一切都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