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一个党卫队医生来到奥斯维辛,都会重复这个过程:
新来者提出的问题被他已有经验的喝酒同伴给予回答。他会问:“这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就会出现一种类似于概括性的回答……论证了一切,什么对他〔囚犯〕更好――是他死在屎尿之中,还是在〔一片〕毒气中上天堂?这就把提问者的一切都平息了。
- 这个项目的一个领导者后来说,当指示尸体不再单个火化,骨灰必然混合时,他“由于宗教虔诚的原因”激烈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自己曾对负责执行这个命令的管理者说:“即使德国人民原谅了你所有事情,他们也永远不会原谅你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对任何类似回忆持一种质疑态度,但它表明,即使是在当时也存在着一丝闪光,意识到了这种临终一步的医学伪造的亵渎性质。
- 到了1942年9月,法本公司就在莫诺维茨经营起自己的集中营了。 法本公司与党卫队的这种合作不同于“常规的奴隶经济学”(在常规的奴隶经济学中,奴隶是“要维持和最佳利用的资产设备”,须在充分的生命长度中逐渐“折旧”),而这种合作是: 将奴隶劳动力降低为一种消耗性的原材料,一种人力矿石,系统性地从里面榨取生命之矿。当没有可用的能量后,这些活着的矿渣就被运往比克瑙屠杀中心的毒气室和焚尸场烧尸炉,党卫队在这里又将它们循环为德国的战争经济――金牙送到帝国银行,头发制造垫子……即使是走向死亡者的呻吟也变成了一种工作刺激,劝诫活着的囚犯更努力地干活。
- 所以,“特殊处理”一词的使用,形成了顺序:首先是用于所说的危险罪犯,然后是更大社会中那些医学上被判定为“不值得活着的生命”,最后是集中营中也属于医学化的“安乐死”(通过14f13项目,它总是使用这个词),其对象是所有被这个政权认为不想要的群体(犹太人、同性恋者、政治上的反对者、普通罪犯、“偷懒无能的因素”、天主教批评者,等等)和现在所谓的“不值得活着的生命”。以这种形式延伸至集中营的“安乐死”,无限地扩大了医学屠杀的潜在范围。这种不受法律支配却又合法的屠杀形式具有特别优先权和绝对地位。
- 康拉德・摩根讲述了党卫队医生如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分享权力的感受。他去过一个党卫队卫兵室,发现这里远不是那种斯巴达式的简朴清苦。长沙发上躺着“玻璃眼镜闪亮”的党卫队人员,有美貌的犹太女囚犯“像对待巴夏一样”伺候他们。陪同摩根的这个党卫队人员(很可能是个官员),看到摩根对这一切似乎非常震惊后:“只是耸耸肩,说:这些人刚度过一个艰苦的夜晚,他们不得不把好几批人弄走。”这个陪同也相信他们有这种权利。
- 我与他在整整3天的时间内交谈了大约20个小时,我发现,这个生活在在繁荣的乡村环境中的老人精明、精力充沛而狂热,在我访谈过的所有医生中,他是最顽固不化的纳粹。他的一生,独特地体现出纳粹对暴力国家主义和狂想生物学的特殊混合。 我们第一次见面坐下来不久,他就提到近期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一个医生的研究计划,要消除临床前的理论与临床工作的分离,他说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也曾经在这样的计划中工作过,当时“医生们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结、完全自足的医学组织”,它将所有的卫生组织和私人机构都融为“一个完整的医学部门”。这就奠定了他与我交谈的基调:对美妙纳粹医学经历的怀旧,对其失败的辩解,毫不后悔自己信奉这样一种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