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摩根讲述了党卫队医生如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分享权力的感受。他去过一个党卫队卫兵室,发现这里远不是那种斯巴达式的简朴清苦。长沙发上躺着“玻璃眼镜闪亮”的党卫队人员,有美貌的犹太女囚犯“像对待巴夏一样”伺候他们。陪同摩根的这个党卫队人员(很可能是个官员),看到摩根对这一切似乎非常震惊后:“只是耸耸肩,说:这些人刚度过一个艰苦的夜晚,他们不得不把好几批人弄走。”这个陪同也相信他们有这种权利。
- 一个鉴定系统建立起来,根据这个系统,每个囚犯的囚服上都缝有一块长方形布料,上面印有不同颜色的三角形:红色表示政治犯,紫色表示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信徒、黑色表示“无社会性”者(比如妓女)、绿色表示罪犯、粉红表示同性恋。犹太人的三角形通常为红色,但附加了一个黄色三角形,构成了六角星形(大卫之星)。1944年后期,这种“犹太星”被废止,改为分类三角形上方加一根水平黄色条。
- 所以,法学家兼纳粹占领时期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说:“犹太人是较低的生命物种,是一种寄生虫,通过接触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了德国民族。”他在自己统治的地方屠杀犹太人时宣布:“现在,一个得病的欧洲将会重新获得健康。”这是一种意志的宗教,意志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原则”,而纳粹的“意志”是对生死的完全控制。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这个术语只能大致说明纳粹对自然“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强调。事实上,纳粹政权反对达尔文学说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进化论假定所有种族是一个共同起源,它或多或少是民主的,因此它与纳粹关于雅利安固有种族优势的原则相冲突。
- 到了1942年9月,法本公司就在莫诺维茨经营起自己的集中营了。 法本公司与党卫队的这种合作不同于“常规的奴隶经济学”(在常规的奴隶经济学中,奴隶是“要维持和最佳利用的资产设备”,须在充分的生命长度中逐渐“折旧”),而这种合作是: 将奴隶劳动力降低为一种消耗性的原材料,一种人力矿石,系统性地从里面榨取生命之矿。当没有可用的能量后,这些活着的矿渣就被运往比克瑙屠杀中心的毒气室和焚尸场烧尸炉,党卫队在这里又将它们循环为德国的战争经济――金牙送到帝国银行,头发制造垫子……即使是走向死亡者的呻吟也变成了一种工作刺激,劝诫活着的囚犯更努力地干活。
- 亚伯拉罕・C医生也讲述了同样的悲伤。他是一个放射科医生,与妻子一道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来到奥斯维辛,他把自己的皮大衣给她穿上,把自己的围巾围在她头上。他回忆说,由于“她看起来像一个小老太”,于是被命令站到了走向毒气室的那一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对她的保护,使她被弄到了错误的那一队;否则的话,她年轻、活泼,是应该与那些三四十岁的年轻女性站到一起的,这些人活着去了集中营。”
- 一个名叫海因茨・蒂洛(Heinz Thilo)的纳粹医生,给奥斯维辛起了一个合适得多的名称――“世界的肛门”(anus mundi),这个词说出了另外一个纳粹医生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要表达的特点,他形容“毒杀羸弱妇女的行动……格外令人不愉快”:是“所有恐惧中的最恐怖”。 一个机敏的波兰精神病医生认为“世界的肛门”一词准确反映了纳粹关于“清洁这个世界之必要性”的看法,反映了“德国超人的世界……没有病人、残废、心理不道德者的存身之地,更不能受犹太人、吉普赛人或其他血统的污染”。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纳粹生物医学的废弃物。在奥斯维辛,这尤其指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