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理论的特点是只谈“交易成本”而不谈交易权利,这决非因为交易权利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科斯所处的社会已经解决,已不是他们的问题。因此他的问题其实是有自明的前提的。科斯最著名的论证,如“企业的意义”与“牧人与农人”问题及由此导出的如今几成经典的所谓科斯定理,都有这样的背景。
- 19世纪以后法国汉学复兴,但仍然继承耶稣会的传统。法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的文献典籍,专注于对中国文化的知识性研究;而美、英人则对中国社会表层方面的问题更感兴趣,当时的英文期刊大量登载关于中国社会习俗、婚嫁丧葬、住宅服饰、吸鸦片裹小脚等方面的文章,而法国刊物对此无甚反应。
- 然而在今天处于市场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绕开交易权利问题而大谈交易成本,便可能成为一种为“抢来本钱”辩护的理论。如今我们的确听到许多这类议论: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关起门来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小”的私有化方式;在产权改革问题上决不能让老百姓有发言权,因为“公共决策的成本高于双方交易”;民主私有化不如权贵私有化;“分”不如“卖”,“卖”不如“送”,不管白猫黑猫,能把产权“明晰”了就是好猫;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无所谓;官僚资本、权力资本有助于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在产权明晰化中讲公正是“面向过去的改革”,而不管历史欠账与劳动者对存量积累的权利则是“面向未来的改革”,后者优于前者,也是因为“成本”小;
- 昔夷人侵凌华夏,设公园而以禁牌额其门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国人大愤,皆奋然群起与之争。阿Q适经此,怪人群之汹汹也,恬然曰:“此园,吾儿所为也。我老子,固不屑入内。胡儿书此,是彰我之尊也,何争为?”人皆哂之,至有斥其为汉奸者。而Q不自知,嬉然自若。
- 新制度学派在美国面临的是与我们极不相同的问题。他们是在传统私有制与公民权利社会的基础上反对“国家干预”,而我们是在没有这一基础的条件下走出“国家统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这一基础。前者只是个效率问题,因此可以谈“交易成本”,而后者除效率外更是个公正问题,因此首先要确立交易权利。前者只涉及 “规则”,而后者尤其关系到“起点”。前者是规范的自由秩序中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问题。在科斯而言,“初始权利属谁无关紧要”是一个捍卫自由的命题(在“农―牧问题”中,这一命题意味着无论原产权属农人还是牧人,国家都没有理由――无论道义理由还是效率理由来加以干涉),而在我们这里,“初始权利无关论”却被扭曲为一个为抢劫辩护的命题
- 由此看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的确费解:它似乎既不以时代分野(即不是“前启蒙时美化中国、后启蒙时丑化中国”),也不以“左”、“右”划线(即未必“左派”美化中国而“右派”丑化中国)。我们有些人在猛批“资本主义”之余以为自己像是西方的新左派,殊不知人家“新左”的眼里我们跟苏哈托倒是差不多。我们有些人痛斥他们资本家收买传媒来“妖魔化中国”,殊不知正是多亏那传媒还要买“资本”的账,那“反华”情绪才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