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是“真诚”的人,也不会产生很多“启发”,也不是要“讽刺”什么。我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寓言家。政治和经济,原子弹,原始的和抽象的艺术形式,整个东方,在苏俄发生的“解冻”的征象,人类的未来等等,所有这一切与我都无关紧要。就像我的另一部小说《斩首之邀》――与现在这部小说倒是有着明显的关联――一样,把《庶出的标志》和卡夫卡的作品或者是奥威尔的陈词滥调不加分析、不动脑子地比较只会证明,做这种比较的人既没有读过那位伟大的德语作家,也不可能读过那位二流的英国作家。
- 她可以褪色,可以枯萎 怎样都可以,但只要我看她一眼,万般柔情便涌上心头。
- 当巴图克按照司考得玛教义组建普通人党时,埃克利斯主义的嬗变才刚刚开始,直至政权稳固,这个主义(尽管还保留原名)已经被改变成充满暴力和毒性的政治教条,推崇在这个国土上强制实现精神统一,而实现的手段是通过居民中最绝对标准化的一部分人―军队―来执行。社会推崇的不是个性和思想,而是整齐划一、死气沉沉的埃特盟(普通人)形象。
- 作家不可能让笔下的人物不饱受煎熬安然无恙地经历革命,躲是躲不开的。这才真正是对作家自由意志的践踏。
- 我亲眼目睹一种罕见的生理现象:约翰・谢德边了解边改造这个世界,接收它,拆散它,就在这储存的过程中重新把它的成分组织起来,以便在某一天产生一桩组合的奇迹,一次形象和音乐的融合,一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