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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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新知识的运用,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对流程、 产品与服务进行不断的改进 (这一点日本人做得最好,他们称之为“改善”) 第二种,是 “开发” 也就是对现有知识进行不断的开发利用,发展出新产品、新流程与新服务 第三种,是真正的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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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凡是在近40年得到发展的传统行业,都是因为对自己进行了 “以知识与信息为中心的改造” 之前提到的大型钢铁厂已经落伍,即便是在劳动力成本很低的国家,它们也无法与小型钢铁厂竞争 小型钢铁厂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围绕着信息展开工作,而不是围绕着热浪滚滚的高炉进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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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税率与创造良好的经济 “气候” 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 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 “只要减税就足以确保经济的健康增长”,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实 他们的另外一个观点,也就是 “增税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则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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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受援国十有八九会倒戈相向,例如伊朗、 伊拉克之于美国,阿富汗之于苏联,均是如此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原因是:受援国得到的援助越多,对援助国的依赖程度就越大,这使它们感到很不快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援助国越发地对受援国指手画脚,甚至涉嫌干涉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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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 区域主义与部落主义正在迅速地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政体,也就是一种全新的、 复杂的政治结构,这是史无前例的 借用一个数学上的说法,知识政体就好比三个不同的矢量,分别向不同方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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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不再是 “乌托邦”,它已初露峥嵘,而区域主义已经成为现实 区域主义并不意味着成立一个超国家,再由这个超国家的政府取代区域内各个国家的政府 而是成立一个区域性机构,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其与该区域内各个国家政府进行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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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政治家)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朝着跨国主义方向迈出的步伐比他们所理解的更大 在环保方面,我们所采取的跨国行动几乎能够阻止或者说至少能够减缓臭氧层的破坏和导致全球变暖的 “温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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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是,福利国家已转变为 “政治分肥国家”(Pork-Barrel State) 如果,政府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支出项目 那么,这个国家就毫无财政原则可言——政府支出已沦为政客收买选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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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过去的40年已经充分证明了帕累托定律 按照这个定律,社会两大主要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取决于,而且只取决于两个因素 即:社会文化与经济中的生产力水平 经济中的生产力水平越高,收入差距就会越小;生产力水平越低,收入差距就会越大 帕累托定律断言,单靠税收手段无法改变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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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组织都必须将 “有条理地放弃一切” 纳入其结构之中 每隔几年,针对每个流程、 产品、 程序、 政策,它都必须学会问自己: “假如过去我们没有做这件事,那么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知识,现在我们会去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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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识而言,在过去的40年中,其最大的改变极有可能是 “有目的的创新” 这种创新无论出现在技术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已成为组织完善的学科,它既可以教,又可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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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上所有早期的经济大国,如英国、 美国、 德国等,都是在技术上取得领先优势而迅速崛起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经济体,最早是日本,然后是韩国、 新加坡等,都将自己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归功于泰勒的培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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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 与 “通识教育” 都没有将专业知识融入教育体系 所以也就配不上 “人文”、 “通识”与“教育” 这些高尚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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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 “知识人” 一定不能有人文教育所培养出来的 “书生气” 而必须接受对事物进行分析的训练从而获得深刻的 “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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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税率与创造良好的经济 “气候” 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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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援助的想法本身就十分糟糕 通过军事援助也不可能与 “盟友” 建立可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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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政治家)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朝着跨国主义方向迈出的步伐比他们所理解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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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制造 、搬运工作的体力劳动者,对发达国家来说,正在日益成为负债而不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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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组织都必须将 “有条理地放弃一切” 纳入其结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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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识而言,在过去的40年中,其最大的改变极有可能是 “有目的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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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事件极少只有一个原因或一种解释 它们往往是众多相互分离、 相互独立的发展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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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主义转向到知识社会,这期间需要经历三大革命阶段 : Ⅰ 现代工业革命 运用生产工具、 生产流程和产品的创新,从而产生了工业革命 Ⅱ 生产力革命 知识被赋予新的意义,开始应用于工作之中,引发了生产力革命 Ⅲ 管理革命 知识正应用于知识本身